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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11月25日 星期三

    枕边书系列之37

    巴蜀译翁杨武能谈读书“履历”

    主持:宋庄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11月25日   03 版)

        能谈谈您的早期阅读吗?从什么时候开始读书?

        杨武能:小时候家庭贫寒,父母没多少文化,却给了我世间最宝贵的财富,那就是对上学读书近乎偏执的渴望和喜爱。

        父母异常重视子女教育,大概才五岁,我就由祖母背着上了小学。我最早的读书记忆,是坐在街边的小板凳上读连环画。那个留着两撇小胡子的租书老头儿,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音容笑貌仍留在我记忆里,还有他那色彩斑斓的小书摊儿。

        这小小连环画摊儿,确乎给了我一生最初的阅读快乐。

        那时候大多读些什么书?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杨武能:《三侠五义》《七剑十三侠》《怪侠欧阳德》!还有《三毛流浪记》!对于童蒙初开的孩子来说,这世界上还有更好看的书吗?

        长大一点,十一二岁吧,一个特殊的机缘让我读了很多成人的字书,也就是一本本武侠小说,并且认识了武侠小说大家还珠楼主。

        那一年,从我老爸出生的彭水县江口镇,来了一位仪表堂堂的年轻人,名叫杨子英。子英二十来岁,论辈分是我堂兄。他乘坐乌江上由纤夫喊着号子拉的船,到了涪陵再换乘火轮,千里迢迢奔大重庆来就为买书。买的全是准备回江口镇开书店的武侠小说!

        子英哥借住在我家,他那些书自然让我随便翻,随便看。于是一连好多天,我下学后就蜷在躺椅里读武侠剑仙小说,读得废寝忘食,读得头昏脑胀,读得天昏地暗。直到堂兄收拾行装回老家了,我才恍如梦中醒来,人像生了一场大病。从此以后我再不读武侠剑仙小说,小小年纪吃的苦头永生难忘!

        您是怎样走上翻译道路的?

        杨武能:1950年春天小学毕业,我侥幸进入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住读。记得读了《卓娅与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苏联小说,深受书中主人公的英雄事迹感动,下决心要成为保尔·柯察金一样的共产主义战士。既已相信“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便梦想学工去修建三峡水电站。

        谁知初中毕业一纸体检报告击碎了我的美梦。我天生色弱不能学工,只好学文。所幸遇上两位领路人。一位是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王晓岑,他精彩而富启发性的语文课,使我逐渐爱上文学,产生了当作家的念头;另一位是俄语老师许文戎,他生动活泼又学以致用的俄语课,让我喜欢上了俄语。

        在王晓岑老师带领的我们班,同学们课外读文学作品特别是苏联和俄罗斯的翻译小说成风,其中屠格涅夫更是大家最爱。拿我来说,《罗亭》《前夜》《贵族之家》《猎人笔记》,都读得津津有味。

        俄苏文学之外还读法国文学,傅雷译的巴尔扎克迷住了我,《高老头》《邦斯舅舅》《欧也妮·葛朗台》,还有大部头的《贝姨》,都叫我读得爱不释手。

        读了那么多外国文学,您有怎样的体会?

        杨武能:读得多了自然会对比不同译本给人的感受,于是渐渐悟出一个道理:

        一部译著是否受看、动人,是否得到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文的优劣;文学翻译家的作用和贡献,可谓实在而卓著——难怪有学者说,“名著随名译诞生而诞生”。联想到自己,当一名文学翻译家也不失为聪明的选择啊,结果高中毕业后进了西南俄专。

        那么确定人生目标之后在阅读方面有调整吗?

        杨武能:为成为丽尼、陆蠡似的翻译家,我拼命学俄语,用一年时间取得了两年的成绩。读书也改变了方向和策略,不再为满足文学爱好读大部头中外名著,而着重读篇幅短小的作品,目的不在欣赏、消遣,而在学习、积累,为成为文学翻译家学习、积累。

        这时读的多为杨朔、秦牧的散文和三言二拍似的短篇小说,还有《老残游记》一类纪实作品。因为读短篇不会沉溺于故事情节,能够头脑清醒地学习,学习谋篇布局,学习遣词造句、语言表达。要知道,文学翻译是语言艺术,翻译家必须具备作家一样的语言文字功夫,必须有一个巨大的取用方便的语料库。能这样,做起翻译来才左右逢源,得心应手,恰如其分的表达方式常常会不招自来,有如神助。真的,多读散文和短篇小说,是我学好文学翻译的一大秘诀。

        您后来成为德语翻译专家,是什么契机?在阅读方面是否亦有改变?

        杨武能:1957年中苏关系破裂,学俄语的人面临僧多粥少的窘境,我只好转学,离开故乡东出夔门,进入南京大学改学德国语言文学。事实证明,这又一挫折实乃因祸得福:在硬件软件都比西南俄专好得多的南大,我如鱼得水,真正开启了成为文学翻译家的圆梦旅程。二年级开始,我便尝试做翻译赚稿费,投出去的稿子几乎篇篇录用,不只能用稿费改善生活,还时不时地邮寄一点回重庆接济贫困的父母弟妹。

        渐渐地我已不满足翻译豆腐块文章,开始译真正的文学作品。对做这个,南大德语专业学子可谓得天独厚,不只有张威廉、叶逢植等翻译大家可资师法,更难得的是“坐拥书城”,有一个对学生也开架借阅的原文图书室。我的阅读便从中文变成了德文。经不幸沦为图书管理员的大学问家陈铨先生之手,我不知借阅了多少德语文学名著。从中我选译了莱辛的《寓言八则》,亨利·曼的小说《格利琴》,施笃姆的小说《一片绿叶》以及康拉德·梅耶的历史小说《普劳图斯在修女院中》,而且都陆续发表在了全国唯一的一家外国文学刊物《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是鲁迅创办、茅盾主编的权威专业刊物,您初出茅庐就“连连中标”,在当时一定引起很大的反响。

        杨武能:在当年这可真非同小可。我十分感激领我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恩师叶逢植。他不仅保荐大学生杨武能的习作给《世界文学》,还把主编约他自己译的《贝希尔诗论》分一半给我翻译,译成后跟他的合在一起用共同的笔名“彭芝”发表。

        除了翻译短篇作品,我也读了E.T.A.霍夫曼和高特弗里德·凯勒的中篇小说,凯勒曼的长篇小说Tunnel(汉译《隧道》)等等,它们都是德语文学经典,我都很想把它翻译过来,因此读得很认真,阅读已经变成研读,也就是边读边研究,一本书要反反复复读好多遍,这样才有可能进行翻译。

        后来回到四川外国语学院,您的情况如何?

        杨武能:回到川外三四年就是“文革”。那没书读、没书教、没书译的十年不堪回首。

        1978年,我放弃已经取得的讲师头衔,告别妻女,破釜沉舟,以四十岁的大龄考取了冯至教授的研究生,找到了一生最大的贵人,改变了曲折坎坷的命运!说来话长,关心我的朋友可以读拙作《译海逐梦录》和《感受德意志》。

        能谈谈您和冯至先生的交往吗?他给您上课吗?开过书单吗?

        杨武能:根本没上过课,只是一学期去老先生家两三次,每次聊上一两个钟头,自然,轻松而随意。正常啊,大学者哪用手捧高头讲章,有板有眼地给弟子授课?胡子拉碴的研究生了,自个儿研究去呗,还用导师耳提面命?

        研究生应该针对导师指导下确定的课题,自己去找书读,而且不是阅读,是研读。阅,看而已;研,钻研,要穷根究底地钻进去,读出自己别样的滋味、心得来!我师从大诗人大学者冯至攻读歌德,凡是歌德的书和研究歌德的书——那简直多如牛毛,我可不忘初心,我是要当德语文学翻译大家啊!岁月蹉跎,时间金贵,我得抓紧译,译,译!把失去的十年抢回来!

        当时您做翻译,氛围如何?

        杨武能:在社科院,做翻译是不务正业,冯至老师不会帮我,值得庆幸和感激的是老人家也没有制止我、批评我。我不顾其他领导和同事、同学的侧目,自己悄悄干。不过呢,也许老师自己不知道,我还是得到他的巨大帮助:大跃进时期,他在北京大学曾领着几位年轻教师多快好省地编过一套上下册《德国文学史》,叫我如获至宝,我为翻译选材经常使用,受益多多。

        能谈谈您的枕边书吗?

        杨武能:回想起来,我确曾有过这样的书,高中时代躺在床上读过书,可没多久,眉清目秀的小伙子让眼前的两块厚玻片变成了丑陋的小学究!所以“枕边书”,我举双手赞成把它理解为常读的书,反复读的书,爱不释手的书。这样的书,我一生中可是不少:退休前,要反复读我准备翻译的书,因为太多不便列举;退休后,我经常读我翻译的歌德,尤其是《浮士德》,不光为修订、润色,还能获得新的认识和享受。有时也读德语国家的中短篇小说,施笃姆的诗意小说《茵梦湖》啊,霍夫曼、豪夫的童话小说《胡桃夹子》《小矮子穆克》啊,海泽的爱情小说《特雷庇姑娘》啊,太丰富多彩喽,值得一读再读!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杨武能:恐怕首先还是耐读耐咀嚼、富有哲理诗情的《歌德谈话录》和《歌德抒情诗选》;第三部无可奈何地把《浮士德》换成唐诗宋词合集——合集哦,记住!再想想,托马斯·曼《魔山》、黑塞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和米歇尔·恩德《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以及《海涅抒情诗选》《德语中短篇小说选》等等这些我自己广为流传的译著,我怎么也不忍抛弃,必须恳求数字技术高手做成有声书或者电子书,夹带在纸质书中偷偷弄上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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