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文明“异化”的心灵呼声

    在欧美自然主义文学经典中，亨利·戴维·梭罗出版于1854年《瓦尔登湖》是一部具有特殊人文魅力的不朽杰作。而在中国道家文学史上，最终成书于公元前139年的《淮南子》同样是一部充满自然主义精神的“绝代奇书”。二者虽然产生的时代、国家与文化背景大相迥异，但却都从各自的特定视角出发，表现出一种对抗人类社会文明“异化”侵蚀，高洁自守的“隐士文化”特质。因此，对二者进行跨时代、跨文化的文学意蕴比较，别具一番历史兴味，引人深思。

    《瓦尔登湖》是一部面向西方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自省之书”，《淮南子》则是一部面向新的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帝王之书”。从表面上看，二者的思想文化内涵似乎相距甚远，但如若深入探究，便会发现二者实际上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深刻表达一种与社会物质文明保持一定“距离”的“隐士文化”精神。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自称“文明生活中的过客”，力图从物质上最大程度简约、简朴自身的现实生活，实现和保持一种身心自足的“很自然、很适宜”的生存方式；淮南王刘安则在《淮南子》中推崇一种“隐逸生活”，“处穷僻之乡，侧溪谷之间，隐于榛薄之中，环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户瓮牖，揉桑为枢，上漏下湿，润浸北房，雪霜滖灖，浸潭苽蒋，逍遥于广泽之中，而仿洋于山峡之旁”，认为“圣人处之”以“自得”“自乐”，能够达到“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的超脱于世俗之外的精神境界。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棚子”，与刘安在《原道》里所憧憬的“侧溪谷之间，隐于榛薄之中”的“环堵之室”，内在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显露出浓厚的“隐士文化”精神。

    梭罗不满于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侵蚀”，努力寻求自我身心的自足与安顿，想要在摒弃过度物质欲望、需求的过程中实现更高的精神追求，刘安所面对的尽管并非是现代意义的资本主义商业文明所带来的“人性压力”“精神困惑”，但同样对封建大一统王朝时代的社会物质文明及政治控制感到由衷的压抑愤懑，表现出不可遏制的反抗文明“异化”的强烈愿望，意图跳出现实富贵功利的“樊笼”，获得彻底的身心自由。在某种意义上，梭罗与刘安作为中西方历史文化情境中不同的生命个体，均深刻感受到了“人”为“物役”的精神危机，对其中可能会出现的人类生命本质的“异化”风险表现出深切的文化敏感、警惕与反抗。因此，刘安在《原道》中大声疾呼的“知大己而小天下，则几于道矣”的精神宣言，与梭罗所说“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这才是决定或者反映他的命运的关键”的生命理念，产生出跨时代、跨文化的心灵共鸣。

    “回归自然”，这是梭罗与刘安共同的精神向往与现实选择，也是“瓦尔登湖”和淮河之滨的“八公山”一同可被视为中西方“隐士圣地”的根本原因。虽然梭罗所信奉的并不是中国道家式的自然主义之“道”，刘安信仰的也非欧美个人主义式的自然之“道”，但二者却可产生奇妙的思想文化契合之处，都成为人类生命个体探寻“自我”解脱、精神自由的理想途径。

    如果说梭罗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反抗”更具个体化的精神色彩，那么刘安所代表的汉代“淮南学派”则突显出群体性的时代特色。“湖”不在大，因“文明生活的过客”梭罗而著名；“山”也不在高，因“归心于道”的刘安而烙印史册。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但无论任何时候，或许，我们都应同梭罗、刘安在《瓦尔登湖》《淮南子》中所展示出的生命沉思和精神反抗一样，始终与社会物质文明及内心的物质欲望保持一定的理性“距离”，自觉防范后者可能会造成的心灵“异化”危机，让自身得以处于“简朴自守”“知足自乐”的身心健康状态。

    从《淮南子》到《瓦尔登湖》，虽然跨越的“时代”久远，跨越的“文化”沟壑巨大，但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彰显“隐士文化”精神，反抗社会文明“异化”的思想旨趣，终让这两部中西方自然主义文学史上的不朽经典、绝代奇书相互辉映，成为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熠熠生辉、温润人心的素洁“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