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的女性主义书写

    著名汉学家艾朗诺（RonaldC.Egan）的专著《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TheBurdenofFemaleTal⁃ent: ThePoetLiQingzhaoandHerHistoryinChina，以下简称《才女之累》，下文如未标明引文者，皆引自此）是近年来海外学者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重要著作，该书以颇具颠覆性的视角、方法以及结论为李清照研究裨补良多。在此之前，有关李清照的英文书写主要分为译介与研究两大部分，前者包括古典诗词集中的选译篇章以及全译诗集，例如涵纳了由欧阳桢翻译之十数首易安词的《葵晔集》（Sunflower Splendor: ThreeThousandYearsofChinesePoetry）、力求保留原词意蕴而非一味追求节奏押韵的《李清照词全集》（TheCom⁃plete Ci-poemsofLi Qingzhao:ANewEnglishTranslation）等等；后者主要包括史料分析研究、中西对比研究以及文体风格研究三类，例如胡品清的《李清照》（LiChing-chao）、魏世德的《李清照诗词：一位女性作家及其书写》(ThePoetryofLiChing-chao:A WomanAuthorandWomen'sAu⁃thorship)、谭大立的《性别与文化的交汇：从比较观重读李清照和艾米莉·狄金森》（ExploringtheIntersectionbe⁃tween Genderand Culture:RereadingLi Qingzhao and Emily DickinsonfromaComparativePerspective）等等。艾朗诺教授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更有创获，其《才女之累》以女性主义的独特视角、对隐喻手法的娴熟运用以及将心理分析和历史主义方法论相结合之别具一格的切入点，成为李清照乃至宋词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宇文所安称其为“迄今为止关于这位中国古代最著名女作家的最好研究”（《评〈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可谓恰如其分。

    该书的女性主义书写尤其值得注意，这主要有两大原因。第一，其书写重心根植于作者的研究出发点：“其研究目标之一，是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所裨益，通过一个有着自己动力与环境的新案例的研究，扩大讨论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借此定位女性主义批评的中心”；艾朗诺在导论中自述对“李清照生平及作品所呈现的再思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研究”，并试图以这种书写来“为妇女史及女性文学批评研究领域提供新的个案”，可见厘清书中的女性主义书写既是对作者创作意图的尊重，也是进一步解构文本的基石。第二，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易安诗词，展现了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古典诗歌相结合的卓越实绩，为李清照研究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思考路径，而这种以他者视阈为起点生发的最终结论，对于解读其他古典诗词也实有裨益。有关《才女之累》对女性主义理论的运用，可从两方面进行考察，从而深入领会文本意旨，走近一个更为真实鲜活的李清照。

    首先，该书破除了对易安词之自传式解读的枷锁，重视其作为文学作品的虚构性与陌生化特征，并对女性词人本身的艺术创见加以肯定和尊重。艾朗诺对自传式解读方式加以摒弃，认为“批评家们简单地假设李清照在词中所用的是自己的声音”，这根源于他对文学领域由男性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现象的反抗意识，一味从自传角度去理解词作，是对词人创作过程中的虚构技巧的否定，也体现出男性对女性生活的物化凝视和对女性能力的固化认知。这种关注女性独立意志的阐析路径，主要优势在于阐明了李清照作为文人的形上身份，并将其与作为赵明诚之妻的形下身份相分离，从而破除一贯的思维定式，肯定李清照的个人价值。艾朗诺认为，许多研究者在考证易安词的过程中，往往以《金石录后序》中“后两年，出仕宦”等史料记载为据，将词作与赵明诚的数次外出在时间上对应相联，“把词人李清照设想成赵明诚的贤妻，严格制约其创作主题，从而将她的文学个性及自我形象简化为‘赵明诚之妻’的唯一身份”，并试图论证出诗歌创作的情感之源，正如宇文所安所评：“中国学者投入巨大的学力和心思为李词系年，并对她的词进行传记式的语境化，而没有想过她的词是否真的可以直接表现她的生活经历。”这种考据研究的问题主要在于容易导致一种思维惯性，认为李清照诗词中的忧愁情绪或多或少与其夫相关，故既忽略了词人情感世界和精神思维的独立性，又因过于坐实，而对文学创作本身的虚构特质有所回避。学者们在阅读男性诗人的作品时，能够认识到其间所蕴情感的多重指向，例如诗中写愁，可能富于多重原因，或是羁旅他乡经久难归，或是沉沦下僚怀才不遇，或是伤春悲秋感喟时逝；但却将女性作家的愁绪书写尽皆与丈夫出门在外、自己独居在家的背景相关联，这就可能导致作品评判的扁平化，甚至流于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断。因而艾朗诺强调，“应该承认李清照与同时代的男作家一样，有能力虚构文学形象、杜撰事件情节”，他化自传式解读为代言体分析，为易安词研究提供了颠覆性的切入路径，具有显著创新，“一旦破除既有思维定势，视词为代言体，与李清照的生平分离，所有窒息顷刻迎刃而解”（成玮《如何证明女词人不是女词人》），这为多角度解读李清照的诗词增益良多。

    其次，艾朗诺在书中的女性主义书写还体现在对女性独立形象的肯定与重视，这既包括了通过纯文学分析挖掘诗词中女性形象的独特之处，还彰显于对李清照个人形象的重新定位。受制于长期以来阳尊阴卑的思想传统，男性诗人对女性形象的描摹常基于对男女关系的书写，女子普遍缺乏丰富立体的个性表达，所有情感行为皆围绕着某位男性个体，或是男性占据主导话语权的家庭，“诗中的女性远离生活的真实……无论是写失时佳人的孤芳自赏，还是写弃妇的温厚，人物始终被置于虚拟的情境中，她们从未经历冲突、变化和选择”（康正果《风骚与艳情》），流于单一与刻板。而李清照作为女性词人，从未站在观照视角来物化书写对象，而是为词中女性寄寓了丰富而多维的情感世界，主人公或是天真烂漫，“误入藕花深处”后兴尽而归；或是初陷爱恋又不失矜持，“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或在梧桐细雨中憔悴独酌，仰首望雁伤怀，感喟“旧时相识”；或在天帝殷勤询问归宿时，慨叹路长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这些形象皆脱离了平面化的脸谱塑造，拥有富于层次的独立情感诉求，可谓立体而生动。艾朗诺十分重视并肯定这种书写，他认为男性诗人对女性的描写“很少能听到一位已经衰老的女性的声音，也更不常见她对于青春岁月深切而形象的追忆”，易安词则以其富于灵魂饱满度的女性塑造，极大地弥补了诗歌史上的这一缺陷，在去除男性观照视角后，女性的情感毋需完全依附于男性，同样能达致自我情绪的圆满摅发。在这种女性化的研究视阈之下，李清照的形象也得到了进一步丰满，她并非只是一位伤春悲秋、辅佐丈夫、吟诵婉约词的女子，而亦具有刚强果敢、勇于斗争的一面。艾朗诺说：“她早期那些以政治为主题、具有令人惊讶的男子气的诗歌，实际是她作为一名女作家对她所感受到的、包围着她的怀疑和居高临下的褒扬的一种反应”，并认为李清照“作为一个才华出众的女性，她的存在以某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强有力地挑战了现存的社会和文学秩序”，这皆是对摆脱传统女性贤淑形象之词人的重新认知和高度赞誉。这种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的论述注意到了李清照及其接受史研究在诗歌史乃至整个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才女李清照及其接受史，是一部天才女性被男性作家边缘、歧视、宽容、接受、膜拜的观念史，也是一部天才女性以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方式挑战、反抗、影响、征服男性作家的心灵史。她的接受史，显然与宋代以来操纵主流话语权的士大夫们的女性观的变动息息相关”（钱建状《女性主义、隐喻与心理分析》），这也正是艾朗诺教授这部专著具有开创性价值的关键原因。

    艾朗诺将女性主义理论应用于李清照研究，观念新颖，富于创见，但因理论的外来性及其预设背景下的先行立场，不可避免地会为整体观照带来一些磨合性上的缺失，从而造成以下三点问题。其一，对李清照创作态度的分析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绝对化倾向，有些将女权意识强加于词人的嫌疑。李清照确有思想观念超前的方面，但断言这位身处封建社会的女性将创作视作毕生事业、并意在向男权世界发起挑战，则难免有些女性主义观念先行的武断，且李清照在当时文坛的地位也并未达到因突破陈俗而“成为众矢之的”的高度。其二，在某些方面步入了令代言体完全替代自传体的另一极端。李清照的创作固然使用了陌生化、虚构化等艺术技巧，但不可否认她亦常将对现实的关摄贯注入诗；而有些词作抒发的哀愁情绪确有来源于对丈夫之深切思念的可能，有情人之间的相思本就是文学创作的常见主题，若为了维护女性主义形象而置这种情感于不顾，则难免会偏离原始研究的真实轨道。其三，书中对于某些男性批评家的评论或有言过其实之处。例如称王灼、胡仔等人为了保证男性在文坛的主导地位，随时准备将李清照从神坛上拉下，这可能有失偏颇；王灼曾说：“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碧鸡漫志》），胡仔也说：“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苕溪渔隐丛话》），虽然确有从德行上贬抑李清照的情感倾向，但焦点相较于李清照和离再嫁之行，更多在于李张二人反目之后对簿公堂之实，这种苛刻态度源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拘囿，且评论家是否存在以德行之亏打压易安才女形象的复杂动机，也未可知。

    艾朗诺教授的《才女之累》在某些方面或存些微不足，但瑕难掩瑜，这部专著终是为传统的李清照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展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方法，补充了更为全面完善的结论，为其后海内外学者探讨易安诗词、宋代乃至古代文学提供了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古典诗歌相结合的优秀范本，这类研究还具有广阔的开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