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学府 弦歌不辍

    官办书院始于唐朝，发展于宋朝。北宋开宝九年（976年），被视为湖湘文化的启先声者之一朱洞任潭州太守，他选中岳麓山这块宝地，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由官府捐资兴建，正式创立岳麓书院，聘请教育家周式为第一任山长。周式“学行兼善，尤以行义著称”。宋真宗赵恒很赏识他，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召见周式。这位皇帝很重视教育，曾作《励学篇》，感叹“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他欲封周式为国子监主簿，留皇宫为诸王子讲课。可周式不为名利所动，婉言辞谢。宋真宗甚为感动，在周式离宫时赐对衣鞍马、内府书籍，并题赐“岳麓书院”匾额。周式回书院后讲学如初，精心经营，书院进入鼎盛时期，学生由建院之初的60余人增至数百人，超过了当时官学国子监的规模。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名闻遐迩。

    两宋之交，岳麓书院遭战火洗劫。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重建岳麓书院，并聘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张栻对刘珙重修书院之举极为称赞，作《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张栻来往于湘江两岸的城南、岳麓两书院讲学授徒，传道授业。书院办学的宗旨是宣传理学的思想，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培养出了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闻张栻得胡宏之学，专程自福建崇安去长沙访问岳麓，与张栻论学，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二人诘难辩论三昼夜，朱熹对张栻的观点表示赞同。由此开启湖湘学派与闽学的交流，对两派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据说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时人描绘“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朱张会讲之后，岳麓书院名声更加远播，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

    绍熙五年（1194年），在岳麓会讲27年之后，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次来到潭州，重整岳麓书院，颁行《朱子书院教条》。经过他的整治，岳麓书院再次进入到繁盛时期。

    明代岳麓书院学术仍以朱张之学为正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王阳明因触犯太监刘瑾而被谪贬为贵州龙场驿栈驿丞。他在赴贵州上任途中路过长沙，“客行长沙道，山川郁稠缪。西探指岳麓，凌晨渡湘流。”前往岳麓书院参观，登上岳麓山顶处的赫曦台，留下《登赫曦台》诗作：“隔江岳麓悬情久，雷雨潇湘日夜来。安得轻风扫微霭，振衣直上赫曦台。”《岳麓志》载：“（阳明）寓居岳麓，为朋徒斤斤讲良知之学，是时朱、张遗迹久湮，赖公过化，有志之士复多兴起焉。”王阳明及其弟子先后到岳麓书院讲学，传播心学，倡导“致良知”“知行合一”。

    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帝赐御书“道南正脉”额，以褒扬岳麓传播朱（熹）张（栻）理学之功。乾隆九年，又赐御书“道南正脉”于岳麓，岳麓书院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再次获得肯定。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书院的建设进一步发展。清嘉庆朝曾任国史馆、功臣馆纂修的袁名曜因母去世回乡丁忧。嘉庆十七年(1812)被聘任为岳麓书院山长，他主教5年，善诗文，长议论，以培养人才著称，湖南名生多出其门下，著名思想家魏源就是其中之一。袁名曜在任期间，曾对岳麓书院修缮改造，竣工后，门人请其撰题大门联，袁以“惟楚有材”嘱门生应对。众人正苦思冥想之间，贡生张中阶高声应对曰：“于斯为盛。”众闻之皆拍案叫绝，于是这副著名的集句联就此诞生。

    上联“惟楚有材”，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即楚材晋用的典故，本意是楚国的人才为晋国所用，比喻本国的人才外流到别的国家工作。袁名曜将“虽”改为“惟”。“惟”是文言助词，常用于句首。意思是说楚国是出人才的地方，翘楚云集。下联“于斯为盛”，出自《论语·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本意是孔子盛赞周武王时期人才鼎盛局面，在这里是指岳麓书院更是彬彬济济、英才齐聚之会所。这副古联意境深邃，气势豪迈，寄托了古人对于盛世人才济济的理想和向往。

    岳麓书院前门上有对联：“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岳麓书院历经宋、元、明、清各代，饱经沧桑，千年弦歌不绝，学脉延绵。秉承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海纳百川，胸怀社稷，吸纳了一大批文化大师，催生了一大批推动历史前进的国家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