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者吗？

    作为清代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的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而桐城派标志人物姚鼐（1732-1815）更是备受关注。每年都有不少的研究，讨论姚鼐的文章艺术与学术成就，而相应的学术专著却并不多，目前仅有王达敏先生的《姚鼐与乾嘉学派》（2007年）、周中明先生的《姚鼐研究》（2013年）。可喜的是安徽大学卢坡博士的专著《姚鼐诗文及交游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面世，为姚鼐乃至桐城派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成果。

    卢坡是桐城派研究的青年学者，从事姚鼐研究已有10年，从2009的硕士论文《桐城麻溪姚氏诗学思想研究》，到2015年的博士论文《桐城派尺牍研究——以姚鼐与弟子交往为中心》，再到2019年“姚鼐年谱长编”被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立项，每一步都扎实有力，而《姚鼐诗文及交游研究》的出版，正是他十年姚鼐研究的成果结晶。

    我们常说十年磨一剑，卢坡的这一剑，沉稳又锋利，直指姚鼐研究的要害：姚鼐是如何成为桐城派集大成者的？或者说是如何开创桐城派的？这不仅是姚鼐研究的核心论题，也是桐城派研究的核心论题。关于这个问题，前人已有不少探索。

    周中明先生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具有高、大、广的宏观视野”，尤其是清中叶的时代环境、社会背景以及学术背景。他的专著《姚鼐研究》对于姚鼐成长的时代社会背景有比较全面的梳理，而学术思想史的分析，特别是从与乾嘉学派的关系着手，深入考察姚鼐创立桐城派并成就集大成地位的，是王达敏先生的《姚鼐与乾嘉学派》。在具体讨论姚鼐集大成之时，周先生主要从《古文辞类篹》的编纂、古文创作、理论主张、诗歌成就、书法造诣等五个方面展开。王先生从桐城派文统的建构、神妙说发微、义理文章考证三合一说新论、桐城派学人群体的形成等四个部分进行。而此前，陈平原先生从学统文统的建立、文论主张、书院教育及《古文辞类篹》编纂等角度来讨论姚鼐的立派。曾光光先生的专著《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2016年）从书院教学扩展队伍、理论建构兼容并包、《古文辞类篹》编纂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可以说，诸位先生各有侧重，又互为补充，从不同方面揭示姚鼐的“集大成”。

    卢坡站在前贤的基础上，继续思考回答姚鼐“集大成”或开宗立派的问题，他认为：“相较于学者和官员的身份,我们更应关注姚鼐在诗文创作方面的实绩和贡献。”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其新著中，作者从姚鼐诗学、姚鼐散文创作、姚鼐交游三大领域展开。“诗学研究”部分重点在于确立姚鼐作为桐城诗派奠基者的地位，而要说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桐城诗派是否成立以及姚鼐诗学思想的渊源问题。其次是对桐城诗派特色的概括，即“以文为诗”，这又涉及姚鼐等人对韩诗的学习，这既是桐城诗派崛起的路径，也是韩愈诗歌经典化历程的重要一环。“散文研究”部分从游记、碑志、传状三类文体着手，重点突出姚鼐古文创作的实绩，而“以诗为文”又成为姚鼐古文创作的法宝和特色。虽然诗文创作和理论批评方面的成绩是姚鼐成为集大成者的基础，但如果没有师友、门人的推尊与发扬光大，桐城派亦不可能在全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因此，新著用了很大篇幅讨论姚鼐的交游问题。除此而外，附录部分的姚鼐堪舆思想、书学思想研究，也颇为精彩。全书各部分既相对独立，又都是从某一方面回答姚鼐如何能成为桐城派集大成者这一核心问题。

    不难发现，卢坡的研究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行，而其研究最有特色的部分，当属姚鼐交游研究。通过交游，来研究姚鼐的开宗立派，并非他首创，但他做得最扎实、最充分、最精彩。中国传统士人历来有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传统，姚鼐一生交游广泛，有达官贵人、知名学者，也有青年学子、乡江野老等。如何研究姚鼐与他们的交往，有很多路径，他选择的是尺牍。他认为：“与其他文献相比，尺牍是能够最直接地反映个人交往的载体。”姚鼐现存大量尺牍，“不仅是研究姚鼐生平交往的一手资料，也是开启乾嘉时期桐城派研究的管钥”，洵为不刊之论。但问题是，尺牍的搜集与整理，是颇费功夫的。好在他长期搜辑姚鼐存世尺牍，其“姚鼐师友门人往还信札汇编”项目，获得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又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可以说，从尺牍来研究姚鼐的交游及桐城派创立等问题，是作者的方法论，他最熟悉也最擅长，也是值得借鉴并推而广之的学术理念，而其中的细节和真实，引领读者回到历史现场，有身临其境之感。

    非常有意思的是，姚鼐作为桐城派开创者与集大成者经常被放在一起来讨论。关于“开创者”，王达敏先生的《姚鼐与乾嘉学派》有精到的分析。关于“集大成者”，学界通常有两种看法，其一是将集大成者与开创者分论，先有开创者，再有承续、发展者，最后是集大成者。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少，比如魏际昌先生的《桐城古文学派小史》（1988年）称方苞为创始者，刘大櫆为中继者，姚鼐为集成者。王镇远先生的《桐城派》（1990年）也有相近看法。他主张方苞为开创者，刘大櫆为拓展者，姚鼐为集大成者。吴孟复先生的《桐城文派述论》（1992年）认为方苞是桐城派的开山祖，姚鼐是奠基人，姚氏地位略次于方苞。其二是集大成者与开创者合论，也就是说，开创者就是集大成者。“集大成”一语的最早使用者孟子，他就称呼孔子为“集大成”：“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万章下》）这里集大成的孔子与作为儒家开创者的孔子，是合二为一的，正因为他集大成之智，才开创了儒家之学。姚鼐也正是这样一位继往开来的创造者，在他之前的都是准备，在他之后的都是延展，他是桐城派真正的集大成者。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一文中，历数古今三十二位圣贤，将姚鼐与孔孟、韩欧、程朱等一起，并称古今之贤，这应该与姚鼐作为桐城派集大成者所开创的丰功伟业分不开吧！卢坡的新著《姚鼐诗文及交游研究》当是结合孟子、曾国藩之说，称姚鼐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