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士胡同一人家

    凡是逛过隆福寺庙会的人，都会记得东四牌楼所在的那条纵贯南北的通衢大道。那条大道南起哈达门（崇文门），在东四牌楼跟齐化门（朝阳门）大街和马市大街相交叉，形成一个十字路口然后继续向北延伸，直抵内城北垣。大道东侧，有一条条东西走向的狭窄胡同，看上去彼此十分相似，简直难以区分。

    这众多的胡同当中有一条叫作礼士胡同，其实，“礼士”，即“彬彬有礼的学者”，乃是“驴市”的雅化。这条胡同有点与众不同，西口在米市大街，东口在南小街，全长不过一里多地。整条胡同里商铺顶多四家而已，其余空间都是现已过气的北京上层官僚的宅院，其中位于胡同西口的一座便是辛亥革命前后一直充任清廷内务府总管大臣世续的宅邸。

    我幼时正值民国初年，每天上学途中看到世续中堂大人在早晨7点从皇宫下朝回家的情形，场面优雅，如今已不复可见，但在我的记忆中犹如昨天一般清晰。他的轿车由一匹体形高大的纯白色伊犁马牵引，御者和随从都头戴圆形官帽——帽檐向上翻起饰以皮毛，帽顶上饰有大红的帽缨。在轿车前边的是一位骑马的巴图鲁，腋下夹着中堂大人的奏折匣子。此时清帝已经逊位，按“优待条件”住在紫禁城。

    礼士胡同西口这座门，其实是世续住宅的后门，就是车门；前门在灯草胡同。中堂大人一行抵达时，在这里要拐个九十度的弯儿才能进入大院，这时轿车的铜铃叮当作响，马匹踏着碎步，扬起一片灰尘。“无风三尺土”是北京特色，原来是驴市的地方尤其显著。我跟学伴一起总是呆呆地观看这个热闹的场面，足有二十秒之久。那位身穿朝服的老人颇有舞台人物的形象：银髯飘拂，长度足有一尺半，面容沉静、高贵，面色憔悴，有几分烟气。他那双曾经炯炯有神的眼睛，充满倦意。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世续中堂已在二十来年之前去世，他出殡时隆重而豪华，我也曾目睹葬礼盛况。

    礼士胡同路北有一些规模较小的住宅，其中一座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座不大的中式门楼，无论结构还是样式都再普通不过，灰溜溜的颜色颇为难看。可是再看一眼的话，就会发现这座宅子的门面零星点缀着鲜艳的色彩：油漆的门楣有描金的装饰线，下边是两片对开的门板，一对黄铜门环擦得锃亮，门板上面残留着春联的红纸，这些都平添了几分生气。接着就看见一块姓氏牌——在门框的右上角钉着一块大约十三厘米宽、三十二厘米长的绿漆木牌，上面写着四个朱红的字：“渔阳吴寓”。

    战国时期，今天北京所在的地方就叫“渔阳”。像吴先生吴广宗这样的饱学之士，特别喜欢将地名诗意化，一位如此熟悉北京的人怎能忽略这一点呢？所以，吴先生乃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地道、正宗、纯正！

    我们不妨对渔阳吴寓做一番浮光掠影的观察，这座宅院乃是北京庞大人口中的下层中产阶级人士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住所。

    在北京，砖砌的影壁是一道抵挡妖氛邪气和邻居们窥探目光的防御工事。吴先生不够富有，雇不起看门人，但是他养了一条名叫“小黑儿”的老狗（不知道为什么给这条狗取名“小黑儿”，它的毛是深棕色的，体形也一点都不小）。“小黑儿”忠于职守，是一道活影壁。

    建筑家和房屋设计师从来不曾放弃过把庭院盖成平行四边形的想法。四边各包括三间房子，围成一座四方形的院子，即所谓“四合院”，这种工程方案，盘踞在所有住宅设计家的头脑里，须臾不离。北京有句老话：“有钱不住东南房。”东房到了夏天饱受西晒“煎熬”；南房一年到头不见阳光，到了冬天冷似冰窖，只有北房、西房是宜居的。吴先生的住宅当然也恪守常规，一丝不苟，但是当我们进入街门，走过影壁一览小院全景的当儿，我们的成见却被一片意外的景观打破——横在南房与院子之间的竟然是一道竹篱笆！这道篱笆墙爬满了牵牛花浓密的藤蔓，而篱笆墙正中间的位置——牵牛花藤蔓最茂盛喜人之处，吴先生的工人们巧妙地建造了一座竹制的月洞门，取代常规的垂花门。

    吴家的房子略显老旧，但是维护得当，状况保持良好。眼下我们能报告的只有这么多了，因为跟吴先生还不熟，还不可能深入了解他家的经济状况。院子的中庭挺漂亮，但也不怎么耐看，因为花卉和绿植都是按常规摆放的，一点也看不出有造景和园艺的效果。

    我们不便久留，告退。吴先生一再挽留：“请进！”“请小坐片刻！”“请用茶”……我们还是跟主人道辞了。吴太太没有露面，我们并没有被冷落之感，因为我们间接听说吴太太身怀六甲，大喜的日子预计就在一两天之内。

    吴先生原先在传统私塾接受教育，成绩平平。上学时，他身着蓝布长袍和马褂，脚蹬黑色缎靴，头戴学生制帽，后脑勺儿拖着长长的发辫——这身打扮独具特色、举世无双。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推行一系列现代化措施，革命觉悟高涨的中国人民几乎一致拥护。这一年吴先生剪掉辫子，进入大学。吴先生的父亲当时算得上激进分子——他经过仔细盘算，有意识地让自己的儿子进入外国教会办的大学继续深造。不仅如此，老人家给独生儿子制订的“教育计划”也十分精明，不由分说，让儿子按他的好恶选课，先研习经济学，接下来学化学，最后再研习商业，进入所谓商学系。期满毕业，吴先生进入一家中国人开办的现代化银行，充任初级收账员，后来成了实习出纳员。这是1915年的事。

    在吴先生生活的年代，婚姻大事通常是由父母双亲来操办的。吴先生跟妻子结婚以前是表兄表妹的关系。这一次吴先生和吴太太已经不是头一回有孩子了。他们以前有过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儿，生下来还没取乳名就夭折了。那年月女孩儿受欢迎和被珍视的程度，连男孩儿的一半都不到，她们出生不会被当作多么重大的喜事来庆祝。吴先生的母亲总是发表“宏论”说：“哎呀！女孩儿就是赔钱货！什么用也没有，光会叫咱们赔本儿！你得费多少心让姑娘别受穷？！又费钱，又操心，又耽误工夫，又心疼，太不合算啦！老天爷保佑！要是少奶奶生儿子，咱们可得大操大办呀！”

    本书主人公吴家小秃儿，在他的祖母发表了这篇“宏论”之后第三天，来到了人间。

    (本文摘自《旗人风华：一个老北京人的生命周期》，罗信耀著，罗进德译，文津出版社2020年8月第一版，定价：99.99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