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井四奇”到“岁寒三友”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始于1940年代，一直到1980、1990年代，他的小说无论语言还是笔调都有所变化，但持续了对市井、日常及小人物的关注。汪曾祺的小人物抒写大抵有两类：一类在视角、题材以及写法上都带有旧式文人气，写贩夫走卒，但趣味是“士大夫式”的。像1940年代写出的《鸡鸭名家》《艺术家》《落魄》《异秉》《卦摊——阙下杂记之一》等属于此类，1980年代写出的《徙》《岁寒三友》等也属于此类。这类小说多少暗含某种价值与审美的“意味”；另一类则要平实许多，视角明显下移，多用白描，无鲜明的价值立场，仿佛只为客观呈现。像《郝有才趣事》《笔记小说两篇》《小芳》《卖眼镜的宝应人》等即是如此，流露出浓厚的“平民趣味”，而以成就论，似乎前一类要更高，也更为普通读者所熟悉，这里想探讨的也主要是前一类。

    汪曾祺显然是认为，美与道存于一切之中，而不独属文人、士大夫所专有。于是他写了《鸡鸭名家》，写了《艺术家》《鉴赏家》，所谓“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哪怕是微末的技艺也可近道通神；在道德的层面，往往是那些普通人、小人物能够葆有朴素的纯善之心，这纯善之心近乎是本能，倒未必是从圣贤经典的阅读中修养而来。《故乡人》中的王淡人、《徙》中的高北溟、《岁寒三友》中的靳彝甫都属于此类人物。

    即以《岁寒三友》为例。《岁寒三友》是汪曾祺写于1980年的小说，其中有一部分显然是改写自1940年代的一篇小说《最响的炮仗》。三人物中，靳彝甫是画师，王瘦吾是开绒线店的，陶虎臣是开炮仗店的。汪曾祺对他们的定位是：“这是三个说上不上，说下不下的人。既不是缙绅先生，也不是引车卖浆者流。”他们都曾穷过，也曾短暂发迹过，之后除了靳彝甫，其他两位都再度落魄。王瘦吾的草帽厂倒闭了，陶虎臣是最悲惨的，为了活下去，亲自将女儿送进了火坑，将她卖给了当地一个驻军连长，就这样也难以为继。之后，云游他乡的靳彝甫回到家乡，竟卖掉了多少年不舍得卖的三块田黄，去接济旧日的两位朋友。《岁寒三友》的气息是旧的，这三个小人物，因无权无势，于动荡时事中完全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落魄是必然的。但在整个黯淡而哀伤的故事里，又有一抹暖色。像靳彝甫，虽只是介于画家与画匠之间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的品性堪为道德榜样。

    读完汪曾祺的这一类小说，不由得想起了《儒林外史》。“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儒林外史》讽刺了一班“八股士”“假名士”，但小说也塑造了一些相对正面的人物，如慷慨热心的马二，名士气的杜少卿，以及贤人领袖虞育德等。不过这些都属于典型的“儒林”人物。除此之外，吴敬梓还写了一些“儒林”之外的小人物。如谆谆教子的匡太公、本分而仗义的戏子鲍文卿、千里寻父的郭孝子、有谋而敢为的壮士凤鸣歧等，都显然是作者偏爱的。除此之外，在《儒林外史》结尾处作者还塑造了市井四奇人：寺院里安身的季遐年写得一笔好字；卖火纸筒子的王太精于棋道；开茶馆的盖宽擅长画画；裁缝荆元竟会弹琴、写字及作诗。有人劝荆元去加入雅人行列，但他无意如此，他的道理是：“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这四个市井人物的确“奇”，但他们不像是出自真实的市井，就像有研究者所言，《儒林外史》第55回的市井实则是“被改写了”，这是一个幻想的领域，而市井四奇人则是“伪装成市人的文人隐士”。的确，这市井四奇，无论职业多么卑微，都具备传统文人的修养——书法、绘画、棋道、诗词等等。他们并非被主流文人圈子所接纳的“士”，而可以说是改头换面了的隐逸高人。

    《岁寒三友》里的三个小人物也是如此，他们的职业各异，但作者将三个极雅致的名字赋予人物，其志趣也就昭然了。笔者猜测，汪曾祺或是受到了《儒林外史》的影响而写下了《岁寒三友》这一类小说。当然，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与吴敬梓笔下的倡优市人还是有一些区别。如孙郁在谈到汪曾祺与周作人的区别时指出的：“汪曾祺谈的儒家，不是儒教和理学的传统，而是原始儒家的中正之风以及历代文人身上的平和之气。因为不关乎哲学与礼教，只在情感表述方面，故作品的精神与思想史关联不大……”这也可以看成是汪曾祺的与《儒林外史》中的小人物抒写的区别所在。因为《儒林外史》的写作也正应置于思想史的背景中去考察，小说讽刺与反思的，是八股取士的危害，深所悲慨的，是儒家“礼”的没落与消亡。而吴敬梓所赞美肯定的，以鲍文卿、凤老爹等人物及小说最后的“市井四奇”为代表，则如夏志清所认为的，是“礼失而求诸野”，是别有寄托的。

    而汪曾祺写小人物，是常常带着非同一般的兴味去观察与触摸小人物个体的性格与命运，欣赏他们在烟火俗世中所具有的平凡的美，是自足的，而不是符号化了的。他在小说《迷路》中有言：“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像我的一位老师一样，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维。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我的老师”指的是沈从文，“倾心于现象”是沈从文说过的，那无非是说现象本身即是意义所在，而不是传递观念的中介或载体。所以汪曾祺写乡间小人物美善的心灵，写无名巧匠的精湛技艺，写边缘文人的风骨操守，都首先是对人本身感兴趣，而不是将人置于或批判或反思的镜面上。另外，汪曾祺的笔触往往要更温情，其中有他作为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对于人性的基本信念。

    或许可以说，汪曾祺不是可以被纳入思想史去考量的那类作家，但他仍是典型的深植于传统中的作家。1980年代以来，汪曾祺的声名鹊起，是很有意味的文学现象。有人曾这样议论：“我观汪氏，他其实就是他小说里的王瘦吾、陶虎臣和靳彝甫……我们这代傻乎乎的读者，都把这些看作‘风骨’‘气质’‘清高’‘人文性’等等，那是因为我们生命中从来都没有过这些东西……”这段话很能说明汪曾祺是缘何无意之中被纳入当代知识分子思想史去考察的。跟《儒林外史》在思想史上的意义相比，这背后的逻辑既相似又不完全相同：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将他追寻精神家园的最后一点希望寄托于市井，以抵抗那个时代的礼崩乐坏；而汪曾祺或无意于超脱或反对什么，但在事实上，他的那些自如出入于新旧雅俗之间的、静水深流的文字，提醒着人们文学与文化的本质，也被藉以反思我们身处时代的种种躁竞与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