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教材亲历二三事

    2020年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70周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成立后的每位教育从业者，以及每位受过教育的人，都在人生的某个重要阶段与人教版教材相随相伴。

    翻着一本本泛黄但仍然保存完好的课本，几十年前生活学习的点点滴滴像老电影一样浮现眼前，书里偶见的写写画画笔迹已经褪色，当时的场景却异常清晰，真不敢相信那已经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

    在这些仍然保留下来的课本中，并没有中小学的。由于历史和家庭的原因，我的中小学学习经历是破碎和不连续的，虽然不典型，但在那个年代也并不罕见。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末十多年的时间里，父母都是建筑工人，四处奔波。我也随着他们不断转战全国各地，从大庆油田、荆门炼油厂到北京燕山石化，几乎没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三年，我们上学也是随地就读，一学期换上两三个学校或班级是家常便饭，我们这批人既没有学籍也没有要求，有时连固定的教室和座位都没有，更别说课本了，经常是在课间借旁边同学的课本快速翻看浏览一下。直到1974年底到北京后，这种“漂泊留学”的生活才算逐渐结束，但能在正规的学校、有自己课桌和课本并且接受还算正规的中学教育，就只剩下不到二年的时间了。我没有上过普通高中，很多学科包括物理、化学几乎是空白，对老师也没什么感觉，上大学前最后的学校记忆是在北京第一师范学校的半年（梦）游。

    第一位影响我一生的老师就来自第一师范，她是我们班主任和钢琴老师，通过她我也第一次真正拥有了人教版的图书。很多年后，我已经完全忘记如何读乐谱了，但一直保留了对钢琴音乐的喜爱。我至今仍然能清楚地记得老师几次带着我在景山东街原人教社办公地去找出版社的熟人，希望能帮助我搞到一套人教版高中教材，那时我正准备参加高考，找到的几本教材对后来能考上大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后来因为连续搬了几次家，我能带走的东西很少，上大学之前的所有书本都没能留下来。

    我保留的出版时间最早的人教版图书是一套翻译自前苏联的著名数学教材（那汤松《实变函数论》）。记得那是在上大学期间，在1981年5月的某个礼拜天，在北京王府井淘旧书摊时获得的。

    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淘到这本书那一刻的喜悦，以及一点点疑虑。这两本书加在一起总共才一元多钱，每本书的定价钱用圆珠笔手写在一个盖章的格子里。但当时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只有十几元钱，决定买下这本书，特别是暂时还用不到的书，还是要有点决心的。很多年以后（好像就是人教社和高教社重新分开的那一年），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这套分上下册的同一个版次图书分别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两个不同出版社出版，原因是两册的印刷时间不同：上册于1960年3月印刷，下册于1960年7月印刷。而在1960年4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共同以“人民教育出版社”名义刊行书籍。这套书上、下册的印刷时间一个在3月、一个在9月，恰好卡在两社合并的前后，所以才会出现印有两个不同出版社的现象。虽然不是初版，但由于印刷的这个特别时间点，也算是人教社发展历史的一个小小见证吧。

    在我的记忆里，大约从1979年到1985年期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批西方基础科学方面的名著翻译，许多译者或者已经是领域的名家，或者以后成为领域的大家。其中1980年出版的《数学分析原理》，由北师大赵慈庚教授等译自WalterRudin（卢丁）的原著第3版，这是对我个人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在那个时代，大学里使用的数学教科书大多都带有浓厚的前苏联风格，能找到的参考书更是少的可怜。平时，我们会尽量去到北京其他大学找人家用的教科书，好像也有七八种吧，其中大多都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英文著作的油印本，其中也少有一些老师自己翻译的不完整译本，以手抄形式油印成一种带有黄色封皮的褐色牛皮纸上，能搞到这种“书”都会被视为珍本在一些同学中传阅。其实这种“书”真正看起来很吃力，字迹不清楚，有些地方油墨糊在一起，不但有味道，还要小心翼翼的，稍不注意油墨会蹭在手上衣服上，里里外外都显得脏兮兮的。

    卢丁的这本教科书以严谨宏大的体系、忠实雅致的译文和精美匀称的版式，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数学世界（我相信有这样经历的人一定不少！），堪称是数学翻译著作中的经典。这本书在1980年只出了上册，我还清晰地记得为了能及时买到下册，有一段时间（差不多有大半年）几乎每个周末都早早骑自行车赶到王府井书店，饿着肚子苦苦等待开门的场景。这本书里的习题对我来说难度有点大，而我又很不喜欢当时很流行的吉米多维奇的那套数学分析习题集（现在仍很流行），所以还特意买了几乎同时出版的另一套翻译的习题集，书很薄却也分上下册。这套小书的原版是两位德国作者编写的，与卢丁的书应该没有什么关联，两者甚至都不是用同一种语言写的，我却发现两者的体系非常接近，内容上有很多互补性，联合使用堪称“绝配”。

    若干年后，我在大学里也陆陆续续教过几年本科和研究生的数学分析课，有几次使用的教材就是卢丁这本书的中文新版本，这是由另一家出版社在英文原第3版人教原译的基础上重新排版印刷的。但我不喜欢新版的排版，所以几乎没动过新版图书，每次有需要时我还是去翻看人教的老版。

    另一本给我带来终生影响的书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在1981年出版的，即H.西蒙斯著、张理京先生翻译的《微分方程-附应用及历史注记》。这本书我并没有全部读完，但其优雅的阐述风格和行云流水般的翻译，加上充满逻辑庄重感的公式排版给我留下异常愉悦的阅读体验，特别是分散在正文中的数十个简短的“应用及历史注记”，包括一些著名数学应用的例子、十几位著名数学物理学家的传略和典故逸事等等，短的只两三页，长的可达十几页，这些小篇章是我的最爱，反复读过很多遍。这些材料成为我后来二十多年里从事数学和计算机教学时的“养料库”，书中引用的格言经常在课堂上张口即出，该书也开启了我对数学史及数学教育的终生兴趣。这本书的封皮是那种绿色的、表面有浮起颗粒状装饰及保护层，类似一种软精装。因为翻阅次数太多，在书的封面上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月牙形磨损痕迹。这本我十分珍爱的图书在2004年搬家时不慎遗失。

    对于数学著作，以及包含较多数学公式的教育科学书籍，其排版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最早开始尝试使用多媒体教学的老师，特别是数学物理老师，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曾经历过在教案中输入数学公式的苦恼。我还记得大学时的一件小事：我花了几天的时间通读了人教社1980年出版的另一本翻译小书《微分形式导论》（M.Schreiber原著，白正国译），很喜欢该书的简洁叙述风格，于是就在暑假的时候跑到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老馆）去找该书的原版，希望能英汉对照着去尝试读读英文原著。在折腾了大半天后，满头大汗的我终于从挤满人的前台处拿到了有着漂亮黄色软封皮的原版书，翻开后却大失所望，原来原版图书的正文是由打字稿直接印刷的，排版与翻译的图书根本无法相比，于是马上放弃了读原著的想法。

    早期的教育和学术图书使用的纸张都不太好，特别是封面，用久了会变脆甚至碎裂脱落。为了保护这些宝贵的朋友，我“发明”了一种制作简易软封面的办法：用最薄的透明胶带把封面全包起来（如果封面还是完整的）。现在我的这批“软封书”还有十几本，大多是人教版的，都快满四十岁了，基本上再没有出现更严重的磨损情况，可见这个措施还是很见效的。

    在我的心目中，人教版图书的数学排版是能代表教科书质量的一个重要部分，甚至可以讲为中文理科图书树立了版式的标准。优雅匀称的排版既是对作者及学术的尊重，同时能带给学习者赏心悦目的感受，而丑陋畸形的公式符号则会损害数学协调和美感，大大降低读者的阅读体验。可惜的是，至今仍有一些出版社不重视数学排版。我在2015年曾经购买过某出版社重印的几本经典科学著作，翻开看后颇有上当受骗之感，遂以压箱底废纸处理之。在Word和La-Tex的时代，我们的排版系统在思路上保守自封，是导致大量优秀中文教育和学术出版物难以参与国际竞争的间接原因之一。如今，以自媒体和Markdown为代表的新出版时代已渐露端倪，衷心希望人教社继承传统，带领中国教育学术出版业抓住机遇，再创辉煌。

    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计算机教育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在我国逐步普及，我对这个新兴学科的兴趣日渐浓厚，于21世纪初由数学教学转为信息技术教学。因为我对教学的热爱，以及教学经验的不断积累，萌生了能借助人教社的平台，与中小学一线信息技术教师交流心得的期望。2017年，我加入高中新课标信息技术课标组，参与了《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修订工作，在组内人教社同仁的大力推荐下，我非常有幸成为人教/中图版新课标信息技术教材的总主编与作者，与人民教育出版社信息技术编辑室一起，组织全国的优秀专家、教师共同完成新教材的编写工作，了却了我一个多年夙愿。在历时两年多的艰苦工作中，人教社信息技术编辑室的编辑积极协调沟通配合，理解学习新课标理念，设计教材框架结构，执笔编写教材内容，并完成编校工作，展现出人教出版人超强的解决问题能力、对教材编写一丝不苟态度和扎实全面的业务知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终，教材得到国家教材委评审专家的高度认可，并顺利通过审查，也使我对未来与人教社的合作充满信心和期待。

    （本文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地图出版集团高中新课标信息技术教材总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