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侨民在条约口岸的生活志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中国被迫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口通商。此后，西方列强趁火打劫，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今日开海上某埠头，明日开内地某口岸。一国争，诸国蚁附；一国至，诸国蜂从。”在这百年间，中国共开放口岸104个，加上胶州湾、旅顺口、威海卫、大连湾、香港、澳门等租借地、殖民地，中国全境至少有110个城市可供外国人自由通商、居住。在此期间，海外侨民几代都在此生活，将之视为第二故乡。

    《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1943》是英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吴芳思（FancesWood）的作品，她通过大量侨民的回忆录、笔记、日记，描述了侨民在中国口岸色彩斑斓的生活，见证了这一百年里的诸多历史事件。作者虽为英国学者，却能以叙述的笔调、丰富的文献资料，展现这一百年海外侨民在中国条约口岸的生活志，堪称近代通商口岸版的“清明上河图”。

    通商口岸的设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军队、政府官员、士兵、商人、传教士、摄影记者、作家、知识分子等纷纷进驻中国。外国侨民在此享有最惠国待遇、外交豁免权等，条约口岸成为自给自足的西方飞地。在这糅合了异域色彩的“国中之国”，侨民家庭竭尽所能按照故乡的模式打造生活。在天津、上海等地，他们建起俱乐部、音乐厅、网球场、图书馆，很多开在口岸的公司里还设有酒吧。中上层的西方人的生活堪称舒适。

    然而，要维持满意的生活并不容易。夏季闷湿差不多是所有条约口岸的特点，“靴子和鞋子发霉，胶水与糨糊很快失去了黏性，家具散架，墙纸很快就毁了”。此外还需要克服不尽如人意的卫生、医疗条件，以至于有人宁愿花上两周时间，将脏衣物寄到日本去洗。而中国“仆人”是他们既十分依赖又十分头疼的存在，有的仆人不讲卫生，爱占小便宜，喜欢乱借主人家的东西。有一家侨民颇以自己中国厨师做的糖霜蛋糕为傲。他们一直以为厨师涂抹糖霜使用的工具是裱花袋，谁知厨师当众公布“秘诀”：“我用了一只旧牙刷。”当看到他们脸上露出惊愕的神情时，他继续说道：“噢，先生，不是主人的牙刷，是我自己的一柄旧牙刷。”

    《口岸往事》除了关注一些大的通商口岸，如上海、天津等，还将视野投向那些常常被忽略的相对较小的口岸，如福州、厦门、宁波，乃至牛庄、北海、喀什等。

    福州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被称为“茶业大盗”的罗伯特·福琼，描述了其在1845年前往武夷山采集茶树时，初抵福州的印象：“沿河两岸是数不清的寺庙……梦幻且美观的建筑。细叶榕树，榕树的一种，最受神职人员欢迎，常常种植在寺庙旁。它的深绿色叶子以及舒展的枝杈，能够提供惬意的树荫，抵挡毒辣的阳光。大约距离福州府下游9英里处，一座精巧的宝塔立于岛上，岛屿位于闽江北岸。”这座“宝塔岛”即为福州马尾港附近的罗星山的罗星塔，又称“塔锚地”。他注意到当地妇女皆喜欢在头上簪花：“那些质朴的村姑喜欢戴更大更俗气的花，例如红色芙蓉花；举止优雅的妙龄少女则倾向于佩戴茉莉花、晚香玉以及其他这种类别的花朵。”

    这些外国侨民终究只是条约口岸的匆匆过客，他们并不关心中国的存亡。“至于条约口岸体系的合法性，条约口岸受到外国人统治的中国人……极少有参观者会产生政治层面的疑问。对邮船上的游客们来说，在这个被列强瓜分了的世界，中国只是一个停靠点而已。”无论是游客还是侨民，几乎所有人都对中国事务抱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

    条约口岸曾经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外国帝国主义的存在。作为强权政治的产物，它对中国的国家主权构成侵害，不断提醒国人曾经的衰落和屈辱。但从另外一个视角看，条约口岸是西方文化和现代科技进入中国的重要渠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一定积极作用。通商口岸及周边的民众开始与西方人接触，学习其语言、文化和宗教，有一部分人接受了现代观念。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亦开始从中华传统典籍之外寻找救国道路。

    历史除了像麦吉尔所说的无所不包的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的“宏大叙事”，还有对个体生活经验进行想象性表达的“日常生活史”。《口岸往事》正是这样一本试图叙述数以千记海外侨民在条约口岸日常生活的著作。从学术专业角度看，此书缺点在于，各章节比较零碎，体系构架不够完整。但其可取之处在于，作者征引广泛，提供了西人在中国生活的种种细节描述，使我们得以一窥海外侨民在中国生活的多重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