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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伊犁改约谈判（1880-1881）算是近代中国外交中的一抹亮色。沙俄于清同治十年（1871）出兵侵占伊犁地区，清廷以左宗棠督军击败阿古柏，收复新疆大部后，派遣崇厚使俄交涉以收回伊犁。然崇厚昧于形势，且不熟悉新疆地理环境，在俄方逼迫下擅自签署《里瓦几亚条约》（即“崇约”）。按照条约，伊犁地区西境、南境大部应割让沙俄，故中国所得仅“伊犁二字之空名”，却失去新疆“万里之实际”。此外，沙俄还可获得在中国内地通商的诸多特权。消息一出，举国哗然，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临危受命，担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赴俄京圣彼得堡进行改约谈判。经历半年多的折冲樽俎，反复交涉，终与俄方重新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伊犁南部，修改了不少有损国家利益的商约。曾纪泽也因此被国外外交官和学者称为“中国近代派遣到国外的最成功的一个外交家”。
由于被写入中学历史教科书，我们大多对这一事件比较熟悉，但或许少有人知晓当时曾纪泽所面临的国内外的多重困局，以及如何做到“虎口索食”的。日前李峻杰博士重新整理、校勘《金轺筹笔》一书，其意并不止于为学林提供一部校订精审完善的著作，更在于帮助普通读者回到历史现场，“以心度心，以情度情”地理解曾纪泽在伊犁交涉中的处境与心境，了解这一谈判的过程。
一
今天新疆的特克斯县和昭苏县，即是当年曾纪泽与俄国谈判拿回来的特克斯川。当游客们站在美丽的喀拉峻草原，遥望远处的雪山，很少有人知道脚下的这块土地差一点就被割让出去，也更少有人知道当年曾纪泽在俄京圣彼得堡的谈判往事。有幸的是，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当年的谈判记录，即《金轺筹笔》，最初名为《使俄问答》，一共记载了中俄往来问答节略52次。当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读了谈判记录便说：“危言深识，读之动心。”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读后亦说：“想见执事之于俄廷，衔杯接席、伸纸落笔时，片词必慎，只字必争，惨淡经营，斟酌一归至当。”古代将帝王的使者称为“星使”，星使所乘车驾称为“星轺”，当时刊刻该书的湖南经世小儒朱克敬将曾纪泽出使称为“金轺”，将谈判记录称为“筹笔”，可见对曾纪泽使俄谈判的肯定。根据整理者的考定，《金轺筹笔》的版本源流如下：
光绪九年（1883）朱克敬将《使俄问答》刻印出版，并更名为《金轺筹笔》；光绪十三年（1887），杨楷、钱恂在朱克敬刻本的基础上，辑入曾纪泽有关中俄伊犁交涉的两份奏摺并再次刊印；戊戌前后，“杨楷本”被石印出版，改名为《中俄交涉记》。杨楷刻本和“石印本”先后又在1946年、1967年被收入“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更名为《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与沈云龙先生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1964年，袁同礼先生据杨楷本重新整理校订出版了《金轺筹笔》影印本。近年来边疆学兴起，亦有针对石印本《中俄交涉记》进行点校的成果。
鉴于刻本、石印本不易阅读和新近点校本略有缺憾的情形，李峻杰博士遍访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觅得现存最早的光绪九年《金轺筹笔》的朱克敬刻本。作者以朱克敬刻本为底本，参校1964年袁同礼重校杨楷本，对《金轺筹笔》进行整理、点校，并对两种版本的不同之处出注予以说明。同时，整理者还使用了曾纪泽的日记、奏疏、信函与《金轺筹笔》内容进行对勘、考证，认为该文本是当时谈判的真实记录。可以说，此次整理点校，版本遴选精审，校勘细致，截至目前，这应是《金轺筹笔》最佳的点校整理本。
二
为了让读者能够体会曾纪泽所面临的“第一难事”与“第一难之处境”（李鸿章语），整理者在校勘之余，撰写了近7万字的学术前言《虎口如何索食：曾纪泽在中俄伊犁改约谈判中的道、术与气》，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曾纪泽伊犁交涉前后所面临的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与困难。整理者使用了稀见的《邵友濂日记》（上海图书馆藏）和翁同龢的《瓶庐存稿》抄本所存曾纪泽与国内往来电报，力求从侧面揭示曾纪泽使俄改约的困难度、复杂性以及《金轺筹笔》所载谈判记录的真实性。附录收录了整理者从《曾惠敏公遗集》和《清季外交史料》等相关资料中摘录的部分曾纪泽与中俄伊犁改约谈判的相关史料，可使读者对《金轺筹笔》的内容、曾纪泽个人和中俄伊犁交涉有进一步的了解。该整理本从学术性前言到《金轺筹笔》的正文，再到附录内容，可谓是一个有机整体，让读者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这次改约谈判的“台前”及其“幕后”的相关情况。
19世纪末，英、俄两国为竞逐中亚地区的霸权而进行的博弈正盛，而曾纪泽以驻英、法公使的身份转而兼任使俄大臣，势必引起俄方嫌隙。当时的沙俄在当时一些国人眼中，是“强狡”“不可以理喻”之国，且崇约已由沙皇亲自签字批准，曾纪泽要更议新约，无异“虎口索食”。对于曾纪泽而言，崇厚覆车之鉴在前，沙俄威胁恫吓在旁，欲“毁约更议”，实在是“第一难事”。
同时，国内的舆论坏境也极为复杂。崇约所涉内容较多，大致可分为界务、商务、偿款三事。曾纪泽认为，面对强俄，只能以别项条件“以饱其欲”，才有谈判的可能。这就需要对前述三事“权其轻重利害”。当时国人都以“偿款”为最轻，但在“界务”“商务”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却未能形成共识。曾纪泽结合近代国际法的相关理念，提出“重界轻商”的谈判策略。因界务之约是“长守不渝之约”，一旦签订便难有转圜的余地，而商务之约为“随时修改之约”，虽失一时之权益，也能通过其他方式予以弥补。但国内的主流舆论对此并不认可。左宗棠和“清流派”张之洞等人就持“重商”的意见。因崇约中的《通商章程》，可使俄商自新疆藉由西安、汉中而至汉口腹地，如此则内地亦成边疆，且俄商、俄货深入内地，必会影响国内之商贸和民生。故张之洞称此策会夺“小民生计”，左宗棠更以“病国、病官、病商、病民”陈述其弊。
恭亲王、李鸿章等人最初支持曾纪泽的方案，但面对朝中“清流派”的压力，不得已中和两方意见，向曾纪泽提出“界、商并重”的要求，实际是让曾纪泽对“崇约”中所有的重要条款均予驳改。当时的情况，如曾纪泽所言“总署有总署意见，京官有京官意见，左帅有左帅意见，俄人有俄人意见”，自己夹在其间，“纵有画策，于无可着棋之局”，也的确是“第一难之处境”。
此外，当时曾纪泽主要依靠电报与国内交流信息，但电报只能从圣彼得堡寄到上海，上海到北京则须通过快船或其他方式寄送，故电报往来的时间在半月以上。这也意味着曾纪泽需要在无法及时得到清廷指示的情况下与俄方谈判，正如他自己所言，“敌廷之询问益多，专对之机权愈滞”。而伊犁交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三
正如整理者所言，外交谈判不仅是外交技术、国际知识、口舌言辞之间的较量，更是外交官个人素质和心性的较量。同样面对强俄的威胁，同样无法及时得到总理衙门的指示，为何崇厚、曾纪泽交涉的结果会有天渊之别？这或许与二人的“气”和“势”有关。曾纪泽自幼受曾国藩庭训，在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生出“公子气”与“名士气”。虽然郭嵩焘等人以曾氏“二气”过重，未必能办好外交。但李峻杰博士认为，曾纪泽能够“拼却声名，以顾大局”，最终“困中求胜”，正是源于其能以“二气之良能”与俄方周旋，不轻易妥协。此外，曾氏能顶住当时国内“重商”的主流舆论的压力与攻击，坚持以“重地”为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亦为“二气”之使然。
此外，整理者还注意到了曾纪泽《金轺筹笔》在近代中国“外交学”构建中的作用，引述了晚清著名外交官吕海寰、晚清大儒俞樾和近代外交家、教育家唐文治的观点，认为曾纪泽外交的成功实得力于自身有自觉的儒家修养，是“人格外交”的典范。在序言中，整理者以诗解史，引用曾纪泽出使时的言志诗来解读他的内心世界，即他在独自面对谈判困境时如何进行自我的突破和历练。换句话说，曾纪泽通过此次与强俄的改约谈判，顶着国内“清流”的压力，成就了一代儒士。
无疑，这一整理点校成果，为推进近代中国西部和北部边疆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份坚实的历史文献，有利于深化中俄关系史、中国近代外交史和曾纪泽个人史的研究。同时，从传统文化观察近代外交，为读者理解曾纪泽等儒家外交官在近代外交领域的贡献、面临的困境、做出的选择和心性修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当下波云诡谲的国际关系中，彰显了儒家文化中“人格外交”的魅力，也为当今外交官和国人的自我修养提供了一本参考书和心灵史，亦为当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一份历史经验和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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