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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王元化先生诞辰百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早就念着写一点纪怀先生的文字，却迟迟未能下笔。先生的慈颜善目，总在眼前流盼，一俟用思，却又犯了踌躇。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先生的学问广袤渊深，文章宏博犀利，从《文心雕龙》的文论讲疏，到黑格尔的哲学研究；从“五四”精神的历史梳理，到对于进化论思潮下种种观念的重新评估；从辩证的美学解析到繁密的名学思辨，以考、研、论、评多种形式，在文、史、哲众多领域里长期耕耘，广结硕果，被中国的思想界引为一代大家。要想评说这般广袤渊深的学问格局，非我的学识所能为。其二是，我与王先生相熟之时，先生年逾古稀，虽年事已高，却格外思维敏捷，学识渊博，对吾辈青年，循循善诱，抚爱有加，端详着一份名师高士的风神，《论语》有言：“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正是先生的写照。一面是高山流水，阔引博征，语重心长；另一面又是赤子之心，率真之情，嫉恶如仇。如是风神，倘写文纪念，不可轻描淡写，必须要有较充分的构思的。
我与王元化先生相识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其时我从德国留学回来已数年。学界结束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激流沸腾，而转向反省与研究的迟缓的恢复之中。我们曾数次在杭州灵隐禅寺侧畔的作协小院里，听先生讲谈他对“五四”运动的反思，其中对“意图伦理”的痛切批判，格外令人觉警。以“五四”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场极其重要的思想运动。20世纪诸多重大的文化问题：传统与反传统、东西文化问题等等，其论辩激思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清理与批判既是世纪交叠之时文化反思必然的趋势，又是吾辈艺术青年启蒙思考的重要起点。所以，先生的讲谈看似随心遂意的湖山畅叙，却格外吸引我们。从这些讲说中我们第一次听到《东方杂志》，第一次听到“杜亚泉”。先生通过对杜亚泉这位历史的“被遗忘者”的追溯深究，剖开当年东西文化论战的一个生面，剔出激进思潮的批判、渐进改革的理想、中西文化调和的论说、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等等文化研究中的重大命题，铺展开一幅宽广的反思与复兴的论争图卷。先生的反思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否定和批判，而是一种重新发现。从杜亚泉到张奚若，从陈寅恪到吴宓，从学衡派到国粹派，从无政府主义到新儒家……他重新发现了一个多元的“五四”，一个复调的“新文化”。通过1980年代的《新启蒙》，更重要的是通过返身以诚的自我解剖，王先生扭转了知识界对“五四”的认识。通过贯穿1990年代的《学术集林》，王先生重新钩沉起诸多被激进主义遮蔽的扎根中国文化根源的思想脉络，扭转了学术界对“现代”的认识。王先生几乎以一己之力推动了一场关于新文化的“文艺复兴”。
在当年绿树冷泉辉映下的讲谈中，我最深的印象：一是关于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当时，我新从欧洲留学归来，对欧洲当代艺术的危机深有体会，对中国固有文化的了解却十分有限，对传统的认识尚挣扎在盲目的批判与依稀难辨的再认识之间。先生的《谈文短简》《清园近思录》等书册，结合黑格尔研究与新批评方法问题，结合《文心雕龙》与文学沉思，结合莎士比亚与清园谈戏，对中国文化现实的田原展开“思”的深耕。这种“思”，跬积了新文化与新中国的文化史料，磨砺着改革开放的沉思和辩难，对于我们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尤其是世纪两端的中西思辨，把我们一下带入了中西文化思考的深处，既对“五四”的清理和反省有了认识，更对中西文化之争这一世纪悬案在我们所身处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现实审视和策略性思考提供了重要指导。当时，中国美院的绘画，正借用现象学、语言哲学等西方新学为思想方法，针对绘画的语言研究，纟因缊数字时代绘画何为的命题。先生的讲说让我们洞见文化研究的痛切的世纪轮回，思考着如何超越中西文化的二元之说，站在一个更高的主体性的高度，来认知中西文化互动共生的格局，进而淬厉固有的民族精神，实现王先生所深深赞许的“创造性的转化”。这里使用的“淬厉”一词，也是从王先生相关著述中挪借而来的。
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关于意图伦理的反思。王元化先生的反思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重大事件。他的反思不止是对“五四”的反思，而且是对贯穿了20世纪中国精神史的激进主义的反思。正是这一激进主义的精神脉络使得曾经追求自由、独立的革命，逐渐滑向了自己的反面，继而发展为“用群体意识代替个性解放，用集中代替民主，用暴力代替人道”的极左思潮。由反思“五四”继而反思更早输入的启蒙思想、革命理论。从卢梭《社会契约论》到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这些思想形成了一种激进主义、总体主义的意图伦理，铭刻进20世纪中国人思想肌体内部，形成一种难以磨灭的“意底牢结”。先生的讲说还常用“意图优先”这个词，来批判我们今天政治生活中依然屡见不鲜的态度决定认识、决定思想的问题。先生在《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尖锐地指出：“许多人至今仍相信思想取决于态度的正确。解决思想问题，不是依靠理性的认识，而是先要端正态度，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这种态度决定认识的观点……它使学术不再成为真理的追求，而变成某种意图的工具。”先生坚持用近现代历史的耽思反听，来针砭这种“意图”的表态，这类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站队模式。他在文章中还进一步尖锐地指出：“这种作为意图工具的理论文章，充满了独断和派性偏见，从而使本应具有的学术责任感沦为派别性意识。”正是这种意图伦理在历史上将思想的分析与表述简化为表态式的口号，以理论上的肤浅，把个性解放、独立意识、人格尊严、人性力量等，视为政治运动的批斗对象。王先生的反思是“五四”之后一代人历史性的自我告解和自我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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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初，中国美院多次约请王元化先生来杭讲学。2003年，国美南山路新校园建成，南山路与景云村路口的两座民国老楼装修后，辟作出版社的展销窗口，并请王先生题赠“南山书屋”。这四个字深厚端庄，盈满书家风范。大家建议王先生办个书法展。先生欣然答应。回家书写，却磨砺了半年的功夫。文人书法，对书文内容十分重视。先生更是格外看重。他从《清园书屋笔札》中多次爬梳，理出四十多阙往昔撰录，一一书成四尺对开大小的书幅。书体介于行草之间，颇见早年临写王体的功力。行气淋漓，纵横有象，自显一份学者洒脱的风神。笔札原是传统书家的主要文本形态，中国历史上的名帖俱是范例。与一般的书家不同，许多书家大笔挥斥，字迹难辨。先生却极其认真，舍去诗词，直写短简，断句处落上标点，在苍润点划之间，布蓄一种敬正端庄的气息。2004年11月，书展在上海美术馆二楼举办。我在题为《敬正的风神》的序言中写道：“王元化先生是我们尊敬的一位著名学者，他以一种温厚的笔法，书录他的著作语要，书写敬正风雅的文人气息，文质而彬彬，可谓形美、义真，而入自在与感心之境。这种重书写内涵、重书之风神的学者书艺，正应为今日学界所推崇。”今天，我们重读这批书法，那文本的深厚蕴意，那手札的雅正书味，合成薰香四溢的书屋笔札的内涵。我想，这正是先生以“书屋笔札”命名书展的用心。那天的开幕式，先生执杖前来，细细地看过每一张书法之后，默然离去。从他的神情看，他似乎有点失望。毕竟，他在深心里孤持着一份悠远的文心期待的。
后来，在2005年3月给林毓生先生的信中，我们终于读到王先生倾吐的心中“郁闷”。这封信他专门谈这个展览。他慨然写道：“我已经老了，没有力气再做什么事，我想通过这次展览，也许多少可以显示出一种和只顾向钱看的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有所不同的文化氛围，但是我失败了。”王先生怆然地提到留言簿，上面的荒唐留言，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袭上心头”。“每一念及此事，真是令人悲从中来。我已入耄耋之年，一无所求，但是想到我们的后代，想到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倘听其毁于一旦，实在是于心难堪此劫。”在这里，在这挚友诚切的寄语中，先生像一位文化的传灯之人，倾吐心中如梗的隐忧。其实，在当时，我何尝没有觉察先生的郁郁寡欢的失望呢？在美院和社会上，艺者书家们对先生手札中充溢着的朗朗正气，涵蓄着的文与书、思与书相合如符契的学者风神，颇怀敬意。但先生还是从一个更大的文化大众的角度，来感怀一种世风流逝的悲哀。先生在书写之时，已然将文中的辞义，那文化传灯的拳拳意涵，化作书体的朴实骨肉，铸炼了某种人格的脾性。就每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这种脾性的书者而言，这种独特的文义和独特的书写最能够代表一个文化人整合融一的意涵。书法悬在那里，这一意涵就悬在那里。先生是多么希望年轻观众的认领，多么希望来自文化大众的和音。在先生漫漫学术生涯的道途上，黑格尔哲学思想的研究，《文心雕龙》的讲疏，“五四”精神的清理，当代文化的沉思，一场逐着一场，一思反刍一思。每有时局的摧剥，却总在学术上遭遇某种居先的创获。他仿佛一位文化的先知，以他的睿智向着文化思想界一次次地传播警策的长鸣。而这一次，他深自悲心不已，发出只若哀鸣的“实在是于心难堪此劫”的浩然长叹。
那之前之后的一段时间，正是新世纪的初年，王先生往来于沪杭之间，给中国画系、史论系师生讲《文赋》，在更大的范围讲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命题。那时候，王先生的心肺功能已有点不畅，讲课间暇，常要打开窗子，吸一点自带的氧气。但他的兴致依然很高，他通过千禧年的思考，清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思潮，提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再认识。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伦理道德的精神和原则渗透到传统的各个方面。如果从中抽去这些精神和原则，传统也就所剩无多了。这些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基本精神或体现了传统思想有关人的道德主体的和谐理念，或体现了儒家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人文内涵，而正是这些传统精华，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拥有更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得中国的传统社会构建了独特的公理的空间、公共的诉求；也使得中国社会主流价值比较注重精神的品质，追求生活的情趣。这些极具文化定力、文化自信的观念，在世纪之交的全球文化背景下，为中国美院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指引。
先生还在《文赋》的讲习和文化演讲中，生动地演示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与小传统的关系。“深入传统道德的思想结构，你会发现，它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大传统就是一代代知识分子传承下来的经史、诸子思想、上层文化等，小传统则是戏曲、小说、民间传说等民间文化形式流传下来的、乡俗化了的道德文化观念。大传统经由民间的筛选、改编、再创造，变成了小传统。虽然它有时会将儒释道混在一起，会将大传统中一些经典的东西曲解、歧解，但它却能广泛而深刻地直接影响国人的大多数。……可见小传统作为传统中影响民间社会的主导力量，是不容讳言的。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应该对这个问题好好研究一下。这是一项非常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见《道德及其现代价值》）妙极生知，睿哲惟宰。先知的睿哲合于天地之心，向我们传递的不仅是文化的自信，更是中国文化自主发展的洞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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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是一个率真的人。他的脾性中，至为形象而难忘的就是较真。上世纪90年代中，先生在上海“鲜跳墙”请我们吃饭，因店家不让孩子对店中的艺术品拍照而勃然大怒，愤然离席。先生也在布满深情的《重返清华园》中，写到回归清华园故居时与现住家因往昔记忆的顶牛。但正是他的脾性中的率真，铸就了他一生对张可先生的一往情真，铸就了他一生对真理的追索，也铸就了他那明眸圆睁、不怒而威的文士形象。今天，他们这一代学者正渐渐离去，但每当我们在奔走繁忙中念起，总是感受到那先知目光如春阳洒拂而下的热量，感受到不容须臾懈怠的心灵敬畏。
王先生这代人做学问，有着一种特殊的现象：在苦难中恪守，在动荡中凝聚，在磨砺中跬积，在忧患中铸炼坚强。先生在他写于1994年夏天的《自述》中谈到他的两次患病。那第二次是“文革”前两年，正值他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进入高潮的时期，突然眼底出血症复发，右眼一片黑暗。疫难揪心，病急振起，他没有放弃，由八十多岁的老父亲为他阅读资料，笔录口述。这是一场怎样的坚守啊！的鸿篇巨著的时候，可曾想到这黑暗中的苦索？想到两代人的执手携行？这部书酿于上世纪40年代；写于60年代；出版于70年代末期，最早的书名是《文心雕龙创作论》；80年代重印，做了增补；90年代重订本更名为《文心雕龙讲疏》；21世纪初，重新校订出版，定名《读文心雕龙》。这贯穿60载岁月的研究成果，包裹着政治运动的严酷岁月，纠结着失明盲目的挣扎，也伴随了成书成名后的诸多纷扰和磨蚀。那是怎样沉甸甸地蓄着风雨沧桑、学术继命啊！
在这部著作写作的上世纪60年代之前，先生曾经历一年半的隔离审查，这之后先生回返正常生活，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黑格尔、莎士比亚。在检查批斗的强烈冲击下，剧情与现实深层叠合，莎氏名剧《奥赛罗》演化成一场灵魂的拷问。奥赛罗的绝望与幻灭也一度让他失去心灵的归宿。先生在《自述》中动情地写道：“我的内心发生了大震荡。过去长期养成被我信奉为美好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轰毁，变得空荡荡了。我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颤不已。”同时震颤不已的还有他的肉身，他的神经系统出现异常征兆，嘴角抽悸，说话不清。“我好像被抛弃在茫茫的荒野中，感到惶惶无主，这是我一生所遇见的最可怕的时候。”这种由现世与阅读相交织所摧剥出来的精神危机，这种从精神到肉体因无情的受虐与被辱而出现的病态反应，不是一般的学者生涯所能遭遇并承受的。先生在《自述》中慨然点明：“忧患意识长期以来促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升华。太史公所谓‘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可以说是对一部中国思想史所作的钩玄提要的说明。”诚如所言，所有的这一切磨难，都参与浸润他的非凡的人格情怀，铸炼起一颗照耀我们这个时代的昭昭文心。
王先生深深服膺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虽久受批斗，却在心中始终将批判精神持为学术利器。他认为批判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在《自述》中，他充满激情地写道：“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
1990年代初期，面对学界对80年代启蒙思潮的逆动，王先生明确反对将学术与思想截然分开，他希望“多一些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他期待的是一种对社会现实有所感知的思想，对世道人心有所作为的学术。他胸中回荡的，始终是清华园中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那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心中标榜的，是顾准式的刚正热诚的思想者。作为批判精神的磨砺的另一面，先生又十分强调训诂考据的作用，他在《文心雕龙创作论释义小引》中诚挚地写道：“在阐发刘勰的创作论时，首先需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揭示它的原有意蕴，弄清它的本来面目，并从前人或同时代人的理论中去追源溯流，进行历史的比较和考辨，探其渊源，明其脉络。”史家的史识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实证上。先生反对把观点义理置于训诂考据之上，赞成清人认为训诂考据乃“义理所由出”的观点。
一位学者，如果他的思想活在他人的生命道途之中，化作某类人格的印证，催生志业的坚守与弘毅，那么，他就是文化灯传的先知。谨以此言献给王元化先生诞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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