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咏梅：“时间”是我反复书写的主题

    10岁发表诗歌，17岁出版诗集，70后作家黄咏梅的创作时间已经有三十余年。我甚至能想象到她在回答我问题时，圆圆的脸庞浮起的笑意，酒窝里装着温和的亲密。

    熟悉黄咏梅，不是因为诗歌，也不是她近年来风生水起的小说，而是当年流行一时的“小女人”散文。我关注这位同时代的同行，那时，她还是南方一家媒体的记者，散文清新隽永，很得我心。十多年后黄咏梅再次进入我的视野，是频频在刊物发表的小说，而且屡次获奖。她已不是停留在记忆里的“小女人”黄咏梅，尽管她还是那么小鸟依人的温柔，她的作品已显示出静水深澜的力量，开辟出一番广阔的新天地。

    地域的变化似乎可以看作黄咏梅创作的分水岭。读书时在广西，多写诗和散文；在广州做媒体工作时，写的小说主要以岭南生活为题材，而且会大量运用粤语方言。比如《负一层》《草暖》《勾肩搭背》《多宝路的风》等等。2012年，黄咏梅移居到杭州生活，小说再次发生了质的变化。

    中华读书报：你的小说中有很多大龄女性，如《小姨》里的小姨，《负一层》里的阿甘，《跑风》里的玛丽，《文艺女青年杨念真》《开发区》等，都有一点“理想主义”。作为女性作家，你如何看待笔下的女性形象？

    黄咏梅：在我的写作里，女性只是一个写作的角度或者视角。当我开始写一个女性的时候，我会按照一个人来写她，只不过她跟他的生活形态有所不一样，她包包里有镜子和口红，有卫生巾，她没有足够的力气搬运重物，她容易掉眼泪，但并不意味着她就生来应该被照顾，被降低要求，被轻视，甚至被牺牲。写作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应该像伍尔夫所提出的那样——是雌雄同体的。相比“女性”，我更关注“人性”。只有当我看到一些男性作家，用他的笔简单臆造、轻慢地为女性贴标签、归类甚至为女性代言、编史，我才意识到，女性作家努力去写出女性真实的困惑和想法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对人物的一种尊重。我试图克服自己的单一和偏见去书写笔下的人物。

    中华读书报：如《一本正经》《路过春天》《把梦想喂肥》等，主人公都是从小地方到大城市，笔下的人物又多是底层人物，关注的也多是日常生活，但是你的写作笔墨变化多端，每一篇打开都有新的发现和价值。能谈谈你的选材来自什么吗？当很多人感慨同质化写作太多的时候，你总能给读者创造惊喜。

    黄咏梅：刚开始写小说的很长一段时间，恨不得自己身上长出一只雷达，从生活中搜索到有价值的素材，得到一些兴奋的故事、细节便幸运得心跳不已。后来，随着媒介的发达，任何见闻都可以分享给大众，“所见”在这个时代如此轻易，却让讲故事的作家几乎动弹不得。既难以在纷繁的“所见”中辟出一条通往小说的蹊径，也难以在虚构的“所见”中获得读者新鲜的目光。写作者在生活中到底还能看到什么？

    最近读彼得·汉德克的小说《短信长别》，小说借由主人公“我”这个年轻作家表达了关于写作中“看见”的思考，令我心里一颤。没有特征的东西是我们习见的，习见往往导致作家的“不见”，这是一种麻木。在“习见”的日常里获得意外的感受，需要作家保持好奇心，孤独地去看和想。我写到现在，还没有题材枯竭的困惑，我对世界依旧保有好奇心，我总是感到对现实知道得太少了。

    中华读书报：很喜欢《非典型爱情》《多宝路的风》《带你飞》《骑楼》中的爱情描写。你如何看待爱情？

    黄咏梅：写作那么久，很少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大概因为爱情这个话题太个体化，也太古老。我那天还在朋友圈里开玩笑说，明明听到一些流行情歌，很容易被里边又纯又美好的爱情所打动，但我却不会或者说写不出那样的爱情。我的阅读经验里，同行写的小说里的爱情，往往都是“有问题”的爱情，难道小说不负责管美好的那部分爱情？有一个朋友说，只是你不写这类小说。他认为严肃文学作家去写美好的爱情会变得不“严肃”，会轻浅和老派。我想了一下，这显然是一种偏见。爱总是带着美好和伤害的，我们只是对表现后者更为拿手，如同擅长写悲剧胜于喜剧一样。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觉得要很好地写出爱的美好、深情的那些部分，真的很不容易，要求身处这个时代的作家，承认并相信爱情，视爱情为一件庄严的事情，坚持这样的想法本身就不容易。我还是相信爱情的，所以我也希望自己未来能写出美好而庄严的爱情。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的小说，你的关注点中多了老年和死亡的题材。如《金石》《父亲的后视镜》，小说主人公都是古稀之年的老人。是否也是深有体会？

    黄咏梅：这些老人几乎都逐渐脱离了时代运行轨道、徘徊在社会的边缘地带，跟他们相比照的是转型的社会、变迁的城市、代际的更迭，他们已经“搞不定”这个时代了。写他们身处其中的困顿和挣扎，实际上是在写人跟时间的对抗，人跟欲望的对抗。我对“时间”尤其敏感。时间是常态，也是变化，是物理的，也是精神的，这会是我反复书写的主题。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父亲的后视镜》？这一短篇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发表后有哪些反响？你觉得是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吗？

    黄咏梅：这个短篇是2014年发表在《钟山》杂志的。是我定居杭州后写的一个小说。那段时间住在运河边，每天都沿着武林门往拱宸桥方向散步。这段运河河道不宽，时常能看到一些运货的船在行驶。岸上车辆密集、匆匆，运河上货船稀疏、缓慢，如同两种时间在一个城市里，这种对比，也照应着我那时的生活状态——从一个生活节奏相对快的广州来到相对慢的杭州生活，这些感受是我创作这个小说的初衷。这个短篇发表之后，获得了首届“《钟山》文学奖”，并进入了中国小说学会当年的短篇排行榜，以及《羊城晚报》的“花地文学榜”年度短篇排行榜，还被收入了一些专家选本。

    跟很多获奖作家一样，获奖的小说不见得都是他们最满意的小说。这个小说也不是我自己最满意的，只能说它符合获奖的种种标准。作家不是为了获奖而写小说，但是获奖会使作家收拾起长年写作累积起来的倦怠、沮丧等情绪，重新调整自己，更好地挑战本应完成的突破。我觉得最满意的作品还在路上。

    中华读书报：如评论家所言，你的小说中少有大起大落、撕心裂肺，而多是微尘般的烦恼，琐屑的小情小事，你的笔触也是清明的，饱含着暖意和温情的凝视。从你的作品能够看出，你对这个世界充满善意。你如何看待“文如其人”的说法？认同吗？你觉得自己是怎样的作家？

    黄咏梅：作家的个性、气质肯定都会在作品中流露出来，隐藏不住的。我自认我的作品还是跟我蛮接近的，抒情性多于理性，是一个感受型的作家。我越来越觉得“善解人意”这个词，是对一个作家的要求。过于强调自我，甚至只认同自我，将自己的意愿咄咄逼人地强加于他人身上，这有碍于作家对他人的理解，而只有同情和理解自己笔下的人物，才能使作品拥有宽阔和深厚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