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地千人望，寥天一鹤归”

    庚子年的中秋，我在中国的南部度假，南方的城里正是一派好气象，属桂花飘香、月亮最圆的良辰，而孙公智燊先生却在美国当地悄然离开了我们。众人皆是惊愕，我的信息里面还保留着他在9月26日的话语，记得彼时我们正在讨论佛学书籍的翻译问题，他说，“诚如前辈学人钱锺书先生所言，‘若论翻译小说，宁读林琴南’，同理，若论翻译佛经，或佛学理论，我宁读鸠摩罗什之所译。”此语行气如虹，见其心性之高昂，他自己虽常翻译哲学类著作，然其译笔却神足气圆、文彩耀眼，直追晚清的严复先生，甚至后秦的鸠摩罗什大师。

    可是，随着他的离世，一下子造成的存在界之空白开始弥漫开来了。我自己的这些日子，就如神游一般，做任何事情都有一种虚无缥缈之感，未知真耶幻耶，未知真幻的边界之所在耶！即便是念诵《佛陀法语》《金刚经》，也是如此。我自己是相信精神界的真实性的，有一些人，一旦入到了他者的生命当中，总是具备其独特的席位的，毋容忽焉，毋容无视，而孙公智燊先生，就是我生命当中的这样一位长者。

    与智燊先生的神交忽忽已有七载，却至终未晤其面，得闻謦欬。曾经，我也确实动过念想，要去美国南部的阿拉巴马州拜访智燊先生。智燊先生是当世高人，我可以想象自己面对他时，“窃待于下风，幸闻咳唾之音”的心智愉悦的彼种情境。而如今，这一切却全都到了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矣。虽然，他的音容笑貌，即便隔着汪汪大洋，亦是不断地传送过来，温婉而恳切，真挚而感人，如同生前。

    智燊先生是20世纪中国大哲方东美先生的嫡传弟子，深得其思想真髓，对中西印的哲学精神把控之火候极深，堪谓炉火而纯青，实举世罕觏。近些年来，我与他主要是通过邮件往来，然后，就是微信的语音。仁者心怀，温风熏习，时时予以提携与帮助，甚至，还矫正了我的人格与为文的某些不良趋向。

    在民国一代学者当中，方东美教授是属于那种珍奇而必须的类型：对万物一体同仁之理想，他们是要以其生命与著作而一身标范的，不托空言。作为弟子，对于方东美先生之尊敬，智燊先生则颇有古人之风。他曾经跟我专门提起，在《方东美先生演讲集》中有一篇《传灯微言》，其文虽短，却具有特别的意义，值得人们重视。他说：

    方东美先生从教近五十年后，于74岁正式退休，在台湾大学告别杏坛。无数的学子为表达对方先生的感谢与尊敬，在台北耕莘文学院举办一场烛光惜别茶会。当夜先生于茶会中手持蜡烛，分传与会的中外各国诸学生，每人手持熠熠之烛火，照亮了整个礼堂，在一片闪烁的火光中，聆听着先生最后的演讲。已是白发苍苍的方先生此时就以眼前的烛火为喻，希冀学生们能够灯传不息，让中华民族的慧炬长明不灭。方东美先生说道：“余之子女，未能承继余之慧炬薪传，余但有无数思想心智上之后裔耳！……”这番话语在礼堂中久久回荡，摇曳的烛光，与无数之泪光交相辉映。会后由演讲录音整理成文，收入文集当中。

    而我最初知道智燊先生，还是从一位常年于高校售卖台版书籍的书商朋友说起来的。当时，我获得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方先生的《哲学三慧》，这位朋友的述说宛如传达一个传奇。他言道，方东美先生去世之前，曾对自己的晚年之杰作《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的英文版有一个期待，故有一重要嘱托，其大意是，此书谨交弟子孙智燊先生翻译云云。三个月后，溘然长逝。这显然就是临终遗嘱了。后来，我在大陆的中华书局问世之该书中，看到了方东美的亲笔手迹，而且，在译者序里，更有详细的介绍，孙公回忆彼时情境，云：

    方先生叮嘱道：“……行年八十，死复何憾？特吾书脱稿后，未能及身见其出版，憾一；中译事付托无人，憾二。前者尚在美接洽中；后者今以付子，其勉之！”余闻言怵惕，敬白师曰：“小子不敏，何敢承此大命？”“毋辞也。吾思之久矣。多多用功！”遂扶痛亲书正式授权委托以授余，特嘱“徐徐为之！”寓警策于温勉，余乃谨泣拜受命。先生执余手搀起，频曰：“勉之！”继以谆谆告诫：“吾书中凡直引原典部分，自须还原，还诸原典文句；但凡注明‘参看’字样部分，即切切不可还原。是皆吾于前人之表达方式有所不满，而遍考群籍，融会贯通，然后以自家文字予以重新诠表，以求曲达者。故不得还原，还原即有失吾之原意。凡遇此种情形，吾有一‘拙字诀’以授汝：即依吾原意，忠实直翻；文字但求明晰、正确，辞达而已！”言至此，先生忽莞尔一笑曰：“吾平生运思为文，喜多打几个转……莫学我！”复叮咛曰：“原始儒道二家以及新儒家部分，参考资料不难；佛学部分，则甚难，宜多多用功！”言讫……

    言之谆谆切切，如是善护念，如是善付嘱，其分量之重亦可想而知！而智燊先生既爱真理，尤爱乃师，其后来的岁月，以最精美、最畅达而优雅的文字翻译了该部巨著（加上精彩的注解，总44万字）。自有翻译以来，汉语译著无量，然该著译辞文采之高华，译笔之龙腾虎跃，之生机勃勃，确实罕有其匹。时在哈佛大学的陈荣捷教授向智燊先生致意云：“……此函最要之点，乃在表示敬仰台端译事之忱，真是文笔风生，使人如见方先生之丰采。翻译捷是过来人，故欣羡益健也。”

    而且，他还终生为其老师的哲学东西奔走，直至暮色苍茫的晚岁时光，尚为方东美先生的“广大和谐哲学”含章未耀而抱憾、而痛惜。在《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的附录里，他介绍方先生未暇濡笔、惟余纲目的《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比较生命哲学导论》英文遗稿时，便留下一长长的叹息：“其规模擘划之深弘瑰玮，系统条理之缜密周延，睿见洞识之精辟圆明，与夫境界气象之崇高华严等，在在令人激赏嗟叹。盱衡今世，岂数觏哉！西哲中无斯比也；日印诸贤，殆亦难能。”并在书中附有一个译注：

    “犹忆一九七二年七月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阳明诞辰五百周年纪念专题讨论会’上先生亲语译者曰：‘吾书《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正文已了，只余脚注，俟杀清后，吾尚另有一部大书待写。’盖谓此也。时先生风神飒爽，充满自信。孰料五年后，蘧逝于癌，享寿七十有九。伤哉！天夺硕哲，宏愿未果；广陵绝响，千古同悲！惟余《纲目》，供人参考耳。一斑之窥，亦足以发，且可以令人想见其规模气象之博大高华矣。”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当日，师徒二人于病榻前，彼时际的那一番款款对语，斯境斯情，直如古意盎然的一幅画，使人神思欲飞，联想起山林高士于时间河岸上的永恒之别，让我们窥见了人性浇薄时代，却古风翼然的真淳之哲人。

    除了为乃师翻译的精彩文字之外，智燊先生自己的著作着实不多，但全是精品，一到紧要处，几乎字字珠玑，教人拜读之下，心眼俱开张，或借用佛家的话来说，即法喜充满。譬如，他发表在《孔孟学报》（第四十三期）的大作《从大易生生之理看中西印思想》，通篇都是灵机抟运，大匠手笔，深刻，且幽美。他认为中西印比较哲学中，有一个阿基米得点需要寻获，而就此，说得最漂亮的，即是中国的易学传统里面所讲的创造精神。至于西洋人把《易经》翻译为“TheBookofChang⁃es”，不是很妥当，因为但见变易，不见不易，常既不存，理复安住？故名不称实，命意不彰。他以为，当以创造为名，“质言之，‘易经’英译，宜正名为‘TheBookofCreativity’，正犹之乎怀德海之‘历程与实在’（ProcessandReality）宜正名为‘历程即实在’（ProcessasReality）。以‘即’代‘与’，则陋去妙生，‘与’兮！‘与’兮！在整个西方思想传统中多少罪恶皆假汝之名以行之！两者书名既澄清如上，足示中心主旨一则为‘大易即实在’，一则为‘历程即实在’，同以‘易即体’（Creativityas Reality）为共同宗趣。”

    这是对中国哲学有长年孤军深入的求索，有极深刻的身心体悟才能说得出来的真实见地，因创造是乾元大生、坤元广生的生生不息之渊始。于是，在智燊先生看来，中国哲学在其宇宙论上，“对宇宙采取一套动态的历程观，视创造性为真际，或趣言之，视生之又生的创造性、为真而又真的真实性。”其义理之根据，正在《易传》的“生生之谓易”的精神那里：“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此种洞见，尤使吾人深信，在丰沛的中国哲学之传承中，确有许多层面具有永久的趣味，而用智燊先生的话来说，辄远非仅如此，它还兼具普遍性的诉求与现代性的崭新意涵，堪入世界哲学殿堂之具最重要的位置之一。这样，按照斯宾诺莎的话说，即在永恒面的观照之下，我们才能高屋建瓴，更能够领略怀德海的名言：“对中国的艺术，中国的文学，中国的人生哲学，我们了解得越多，越佩服该文明成就的高度。就历史的悠久与人口的众多而论，中国实已形成世界上最博大的文明体积，得未曾有。”

    后来，我读到智燊先生的那篇题为《作为世界哲学的中国哲学：创造主义的九面观》一文当中的“独标创造，九相辅翼”之说，我就完全能够明白其道枢之所在了。他说，在中国哲学里面，蕴涵一套价值中心本体论、不二超二的方法论、健动不息的宇宙论、知行合一的实践论、参天尽物的明性论、价值实现的目的论、直观体验的认识论、万有旁通的宗教论、气韵生动的审美论、忠恕及人的道德论。他说：“全部一套中国哲学传承，在宗旨上，在主题上，都是一大创造的人文主义传统，简称创造主义，或生生主义。它从远古以来，持续稳定发展，深受宗教托付、天上原型、大中象征意符的精神鼓舞，厚植于创造性原理为范畴总摄概念(Com-prehension)，演变为种种分殊思潮，如儒、道、墨诸家等，继之更与大乘佛学中相契思想结合，共流并生，奏高潮于新儒家（含唯实主义、唯心主义、自然主义三态）。从十世纪北宋以降，以迄今日，行将与世界哲学大规模地遭遇、接轨，堂堂迈入所谓创造综合期。”

    此种如椽大笔的勾勒玄要，对于目前大多数学者的饾饤学术原本应该会有大启发、大震撼的。可惜，真风告竭、人心浮荡，而夏虫不知冰、井蛙不晤海，曲士也永是一样，不可语于道，俯仰千古，大体如是，故而道途寂寂，诚如庄周在《徐无鬼》中之所言，去人去乡滋久，思人思乡滋深，时而“闻人足音，跫然而喜”。他也就特别珍惜那些身上具有静气的学人。

    智燊先生译毕《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曾有两首诗来描述方东美先生的思想境界，我觉得其中的精神，也完全吻合他自己的求索三昧，其诗云：

    雪压寒峰清远涧，大方智广照全均，西江饮罢回东海，南斗摘悉倚北辰。一柱独擎三慧美，万差俱泯一观真，归乎还向空归去，千古人天叹绝麟！

    即便如此，智燊先生依然是胸无滓物，心无忧嗔。他远迈杖朝之年，尚有英译严灵峰先生作品之壮志，真是得禅家“一日不做工，一日不得食”之精神，亦应乎儒家的“天道酬勤”之古训。有一次，他在翻译方东美先生的英文稿《诗与生命》（poetryandlife）时，给出了一段富有大勇之力的话语，并转给了我：“智慧（菩提）要求我们投身到生死海之烦恼界中，找一个高尚目标，为之奋斗，勇猛精进，大雄无畏。”

    但据我观察，智燊先生其天性，似乎更靠近自然，醇醇然，烂漫兮。他曾从台北迁往美国的南部，后取号橡林子，据说其家居附近遍植橡树，根须虬劲，盘曲错节，而他就像北冥飞往南冥，驰情入幻的庄周，在一些大而无用的大树旁边，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风神自在。而联系到他的学问的阔大之气象，也确实有同人于野的大心胸，毕竟，南冥北冥，只是性天；西洋东洋，也只是一味而已。可惜，他自己却遽然间驾鹤西归了，真是令人心痛，所谓“此地千人望，寥天一鹤归”。

    “寥天一鹤”，乃是他们师徒不懈推崇的道家境界，原出自庄子的书，“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云云。他们认为，道家高怀远引，可谓最孤独之人物也，其智慧隽语，又往往难得的解，而鲜有知音。故说道：“道家本其仙想妙法，故能游心太虚，驰情入幻，振翮冲霄，横绝苍冥，直造乎‘寥天一’之高处，而洒落太清，洗尽尘凡，复挟吾人富有才情胆识者与之俱游，纵横驰骋，放旷流眄,居高临下，超然观照层层下界人间世之悲欢离合、辛酸苦楚，以及千种万种迷迷惘惘之情……”

    我的一位研究庄子的朋友曾就“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句道出一语云：“真人彻悟死亡就是物化，而化的终极原因是造化，因此不逃避物化而游心造化，所以德行无亏，精神不散。”当日，在我得知智燊先生离世的消息时，我也想起了同在庄子《大宗师》里面的另外一著名的句子：“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而智燊先生就是我心中的大宗师，是真人，但人身毕竟危脆无常，非无量亿劫坚牢难坏的如来身矣，所以我想，他也确实是需要休息了吧！

    他的亲戚说，他是在月圆之夜离开的，我也知道他是天心月圆，华枝春满，而我却还在人世的幻境中一路追问着：问君何适，廓而无言；思君肠断，天人一方！追着问着，复又想起了方东美曾经留诗于世人——“我自空中来，还向空归去”，而智燊先生亦有这一句“归乎还向空归去”，师徒二人皆对应了唐代高僧船子和尚的那著名的一偈。偈中有一奇句，云：“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是的，空船所载满的，皆是月色的明亮，皆是星子的光辉。大体明了此义，才算是入了般若之旅，生命获得了澄明之品质。而孙公智燊先生以其生命所言说者，莫非尽示此中之微意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