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第一醉

    丁帆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主持“酒事江湖”栏目，每期必读，一则在数字出版的冲击下现在能看的报纸似乎越来越少了，坚持文化品位和格调的《中华读书报》还值得阅读，维系着几十年培养起来的读报情怀；二则“酒事江湖”为古今中外写酒事的文章增加许多创新之意，颇有苟日新、日日新之感。阅读引发“食指大动”，也想写写自己醉酒的糗事。

    清醒地记得第一次醉酒是在工作后的1988年。

    1986年我毕业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时出版是个高尚优雅的行业，不像现在高尚依然，优雅不再。所在出版社又“位势颇高”，更是自如。编辑和作者互相礼敬，诗酒往来，既能先睹为快，窥见作者的宏论高见，又能拾遗补缺，体现编辑的专业和光芒，编辑生活很有情趣。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素有喝酒之风，林东海、刘文忠、盛永祜几位先生，都好酒风流，办公室藏有好酒，经常中午高兴时就会小酌一杯；杜维沫、弥松颐、王思宇先生虽然酒量不高，但也愿意和我们这些小字辈一起热闹一下，继之以吟诗唱和，谈古论今，往往不能见诸文字的老辈文人学者作家编辑的掌故逸闻，就在酒酣耳热之时传给了我们这些年轻编辑，于日后的工作大有助益，喝酒中得来的学问是读书学不来的。至于外地作者来访，赶上饭点，小酒馆喝杯小酒之时，选题就敲定；作者出版了图书，也一定要请一杯以示谢意。北京朝阳门内南、北小街没有扩宽之前的小酒馆比比皆是，拿手好菜各有特色，对面朝内北小街路东爆肚冯的爆肚，十字路口东面路南的咸亨酒家的绍兴菜，现过街天桥西北角脚下新兴饭馆的熘肝尖，南小街路东明屋酒家的粉丝炒小白菜，当然还有可以欣赏的如豆腐西施一样漂亮的老板娘，都是靠稿费喝小酒的绝佳选择之处。那时没有现在的畅销书概念，无论图书发行多少，稿费都是按千字计算，所以稿费不多，买房没有，发财无望，除了积攒几年凑个家中的一两个“大件”之外，送给小酒馆是最佳选择。这是题外之话，可以专写一篇：朝内大街166号与朝内小街的小酒馆。

    1987年出版社有旨：刚在朝阳十里堡买两个单元房子，年轻人结婚有望分到两家合住的两室一厅。为此，七月底我回老家结婚，八月回京上班。谁料中秋节还没到，离休不久、年仅62岁的父亲检查出身患肺癌，因为唯一的儿子在北京，在单位同事和我大姐夫的陪同下到北京检查治疗。初听到爸爸可能患癌症的消息，如晴天霹雳，我正在重庆参加古代小说研讨会，马上长途电话请示当时的副社长谢明清，被特批坐飞机飞回北京。坐在飞机上内心还寄希望老家的医院水平不高误诊，可事与愿违，爸爸到北京后再次确诊，肺癌晚期，不能手术，只能保守治疗！当和家乡的大姐通长途电话告知确诊时，我言语哽咽不能继续，同办公室的弥松颐先生小声提醒我：国辉，别着急，慢慢说！我才逐渐稳定住情绪。

    我家乡乾安是吉林的一个小县城，当时仅有二十多万人口。父亲一生主要工作时间都是在县委党校，被县里大多数人尊称“刘老师”，那时在小县城高小毕业是“知识分子”。他喜欢读书写字，一生勤劳朴素、谨小慎微、仁厚待人、独立自主，一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培养了五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我一个儿子。我们都通过读书考学离开了家乡。按照东北老人的传统，我是独苗，在我研究生毕业后，家中七姊弟都到外地工作，老家只有父母老两口。1979年我考大学时是县里文科成绩第一名，也是乾安县第一个走进南开大学的学生。到北京后心里最大的愿望是能让父母到北京来一起住，岂不知这个刚到北京一年的儿子不但没有能力让父母来京居住，连让老父亲住进北京肿瘤医院治疗的能力都没有。还是同事管士光仗义援手，找到他在通县结核病研究所当主治医生的同学高同军，接收到他们医院的研究所治疗。为了照顾方便，我们在医院对面租一个十平米左右的农家屋照顾住院的父亲，希望能让爸爸吃上可口一点的饭菜，抵抗化疗的痛苦。在那一年多时间里，主要是姐姐们轮流来照顾，其余时间就是我和夫人在那里陪伴。那时几乎每天下班后都骑自行车从朝阳门内到通州北关，单程约有20公里，锻炼出骑自行车跑长途的体质。

    1988年冬天，父亲回老家过春节后再次回通县医院化疗，因为药物原因身体日渐衰弱，特别是胃口一向很好的他每顿饭后都吐出来；他为了不让我们过于担心，坚持再吃，还不时宽慰我们。看着年寿不高，一向身体强壮的父亲如此，而自己又无能为力，“百无一用是书生”，我深深感到难受郁闷压抑，又要强作欢笑，反过来去安慰鼓励父亲，这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一种感情。

    某个周末，具体时间已经忘记了，朝内166号后楼独身宿舍的人聚会，似乎是谁回老家结婚后回京宴请同事，请大家在东四十字路口路北路西的闽南酒家二楼喝酒，应该有画家王晓、诗人王清平、理财高手乔晚根、上海滩帅哥于少卿、文学大神张国星、四川幺妹杨新岚，等等，点的什么菜已经全没记忆，喝的尖庄酒却印象很深。自己酒到杯干，不知喝了多少，记得带的酒不够又在酒店添加的酒。奇怪的是酒醉之人一直觉得自己清醒，脑子里最后只有一条：赶上最后一班去通州的汽车。

    酒局如何结束已经没有记忆，我当晚在外交部站上了去通州的公交车后找个座位就睡着了，去通州结核病研究所中途要倒一次公交车，也不知倒车的过程，磕磕绊绊，总算到了租住的农家小房。

    第二天一早吃饭时爸爸见到我，问昨晚何时过来的，我呢喃着说：“快十一点了！喝多了！”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但我从他的眼光里读到了不满和心疼，只是照顾我的面子没有说出口。爸爸一辈子一个人靠工资和勤劳供养我长寿86岁的祖父、体弱多病居家的母亲和七个孩子，省吃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自然烟酒不沾，对抽烟喝酒极其反感，尤其对喝多酒“胡咧咧”没完没了，深恶痛绝！我当时脸刷地红了，低下了头，不敢再看父亲一眼。

    现在回想起来，从小在父母和姐姐们呵护下的我，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活。到京城无亲无故，匆忙结婚，还没有经受过生活的真正磨练，父亲这个家中的擎天柱和自己的靠山突然患上不治之症，才初识生活之艰难：为给父亲治病卖掉了结婚刚买的彩色电视机、为让父亲能够回老家过春节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同学中借钱，几十元几十元地借，终于凑够了一千多元住院医疗费，但即使这样，仍然不能让父亲有更好的治疗，更何况父亲的病越来越重，恐怕没有时间等待在北京和儿子一起居住的时日！这种进京青年无能为力的压抑、这种充满理想又少不经事刚刚毕业的学生娃面对困难的恐慌、这种热爱依恋父亲却又面对父亲所患不治之症的束手无策，种种愧疚和愤懑交集才是导致喝醉的主要原因：父亲省吃俭用一辈子，把自己培养成当时的骄子研究生、在北京首都工作，父亲做到了人父能为儿子所做的一切；而作为儿子的我却对重病的父亲束手无策，徒唤奈何！人生之不孝，无过于此！

    不孝之醉，人生第一大罪。这第一醉，使我感受到孝顺的沉重，感受到生活的艰辛，更感受到生命的价值。所以永远记住了这第一醉。

    也正是这第一醉，使我对“醉酒”有了深刻的认识：喝酒之人喝醉酒，非关酒量高低，主要是关乎情绪，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与酒精的不期而遇才是醉酒的真正原因，所谓借酒消愁愁更愁，酒不醉人人自醉，确是不刊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