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学刊》诞生记

    为什么要把生命消耗于编刊？我想，一个成功的刊物，虽然不可能切望影响权力，但只希望它能使普罗大众得到尊严看到光明，成为一个时期或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旗帜！一个优秀的刊物，不仅应该成为著名学者、学术名流“演讲”的平台，还应该成为青年学人耕耘和成长的园地，使之有利于学术繁荣和发展，成为温暖社会的和煦阳光！

    从1993年创办《中国文化研究》，再到创办《汉学研究》和《女作家学刊》，我每天最宝贵的时间几乎都献给了刊物。人生的旅程就是做事，做那些别人视而不见和自己梦里想做的事。这个卑微的追求过程就是快乐。

    编辑出版《女作家学刊》之梦，已经做了四十多年了。这个梦，初成于巴黎。我的朋友——法国著名汉学家和作家米歇尔·鲁阿夫人（MichelleLoi，1926-2002）——不止一次问我：“你们中国究竟有多少女作家？每次去中国，我访问的不是冰心，就是菡子，再不就是茹志鹃……”那时，我在巴黎第一次读到庐隐和谢冰莹的作品，而我在北大读书期间，竟然没有看到“她们”的背影。以上两件事，使我萌生了研究女作家的念头。1977年秋，我从巴黎第三大学执教一回到北京，即组织和主编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作家大辞典《中国文学家辞典》，编撰过程中，在1978年8月至9月，曾多次到北京交道口南后圆寺胡同13号造访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茅盾先生，接受他的教诲。他曾为我的《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新文学作品选》《新时期女作家百人作品选》等书稿之名题签；当我讲到想办一个女作家或女作家研究的杂志时，他说了一句话：“这很好，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杂志。”于是我要求为杂志题签，他就顺手写了“女作家”和“女作家学刊”两个名字。因此，如果说创办这个杂志是圆了我的梦，不如说是圆了茅盾先生的梦！

    从巴黎结缘女作家研究，至今从未间断过寻找、搜集关于女作家的文献与信息。从秋瑾时代开始，至今一百余年，我孤独地撰写《百年中国女作家》一百多万字，至今还没有打住，只希望在我告别这个世界之前能够得以出版。

    六十多万字的《女作家学刊》创刊号是在给学校打报告之前我独自编竣的。创办“学刊”的报告是在2018年8月8日递给学校，翌年4月批下来；熬过了这个“漫长岁月”，还得面对另一个“筹钱的岁月”。我把这两个“时段”称作“岁月”，实在是因为“等待”得太痛苦，使我经历了许多不眠之夜的熬煎；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到天明——想刊物的结果和未来、顾问和编委会名单、“接班”人选。过五关斩六将，“学刊”这个苦难的“巨婴”，在她即将诞生之际，没想到又遇上“COVID-19”制造的空前的人类大灾难。作家出版社虽然紧锣密鼓地张罗其诞生，可是这个在胎里郁闷了两年的“女婴”，即使不能顺产，宁可以“剖腹产”，也得在2020年的金秋时节与热情等待她的人们见面。

    我曾不止一次对我年轻的同事李玲、赵冬梅、李东芳、张浩等朋友说：“我只是个打地基的‘技工’，希望他们把‘学刊’视作正在建设的一座大楼，这座楼的地基打得坚固与否，盖得高不高，就靠你们肯不肯为其一砖一瓦、不辞劳苦而无私地投入！”我知道，我这些“小朋友”文学功底深厚，做事认真，坚信她们一定会把杂志办成名刊！

    除了感谢北京语言大学校领导和科研处、学科建设办公室领导的关怀、支持与帮助，还要感谢我们的顾问和众多的编委，他们的积极支持，更鞭策我们责无旁贷地要把刊物办好，让“学刊”真正成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和女作家成长的好朋友。

    元代张养浩有诗云：“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高山下；依仗立云沙，回首见山家……”家和万事兴！这个“学刊”就是一个家，我希望这是一个温馨、美丽、蒸蒸日上的女作家和研究家的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