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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10月14日 星期三

    进步与成绩来自41年的陪伴

    ——回顾我与人教社英语编辑室的交往

    刘兆义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10月14日   14 版)

        1979年,无论对于我国改革开放还是对于我本人的专业发展来说,都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我作为一名具有15年教龄的中学英语教师,有幸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英语编辑室结下了不解之缘。

        教育生涯的重要转折

        那是1979年秋季,全国首届中学英语教学研讨会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我有幸被武汉教师学院外语系教研部和湖北省教研室推荐,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做了大会发言,介绍并展示了自己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当时展示的那些教学方式和手段,可能显得极为小儿科,没想到却引起一批从北京来的专家和代表的关注。他们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英语编辑室的部分老师,由唐钧先生率领,记得其中还有刘锦芳大姐。会议结束,从宜昌返回武汉途中,唐钧先生表示,他们对我介绍的经验和做法很感兴趣,想利用在武汉逗留的半天时间,到我任教的学校做一些调研,亲身体验一下。我所在的武汉市第十五中,距离汽车站和火车站都不远,于是我当即就同意了。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无法预先通知学校做好准备,下车后,我就领着唐钧先生一行,直接奔学校而去。到校后,唐钧先生向丁兰惠校长说明来意。丁校长非常支持,即刻让教导处木月明主任安排调研。唐钧先生把编辑室的同事分

        为两个组,每组每次只找一两个学生进行交谈。调研涉及的话题很广泛,除了有关教材方面的问题之外,更多的是课堂上老师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他们也用英语向学生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并让他们朗读课文等。从现场的气氛来看,编辑室的老师们似乎都忘记了旅途的劳累,显得十分兴奋,好像他们遇到了什么值得格外关注的东西。

        这次与人教社英语编辑室老师们的相遇相知,可以说是我在人生的关键时期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更成为我英语教育、教学与教研事业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它极大地激发了我对英语教学改革的浓厚兴趣,并从此树立了励志教学改革的信念和成就改革的自信心。事后,我总结与回味这次与英语编辑室的结缘,给我带来了如下几方面重要的收获:

        1.编辑室老师们在调研中所关注的教材教法及其他重要话题,从此成为我在教学中特别予以关注和努力进步的方向;

        2.他们在调研中所表现出的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成为我后来在教学与教研工作中努力效法的榜样;

        3.他们在学校领导面前给予我充分的肯定和赞誉,为我后来的教学改革赢得了强有力的支持以及非常宽松的环境。丁兰惠校长对教导处木月明主任明确表示:“刘兆义在教学上的改革,你们不要干涉!”这样便为我之后的一系列教改举措开了绿灯。比如我当年在进行口试改革时,将起始年级口试和笔试在期末成绩中的分数权重分别设定为50%……

        正是这次不寻常的结缘,使我与英语编辑室产生了长达41年

        心心相印、守望相助的深厚友情,也推动和奠定了我随后9年(1979—1989)英语教学改革的进步和成就。

        学习和进步的载体

        我始终坚持认为,进行英语“教材教法”的研究,是一线英语教师学习、进步和成长最有效的途径。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朗文出版集团合编的JuniorEnglishforChina(初中英语)和SeniorEng⁃lishforChina(高中英语),是我几十年英语教育生涯中最重要的研究和改革载体。特别是人教社英语编辑室给我特别的机会和待遇,让我几乎全程参与了这两套教材的培训、研讨和推广等学术活动,中方主编道义大姐一直给予我机会能参与到各种培训会宣讲自己的使用体会,能与教材外方主编NavelGrant在直接交流中受教,能与教材培训师BobAdam成为好朋友,能让武汉市提前一年进行SEFC的教学实验等等。这些都使刚刚从一线教师步入教研员行列的我,既拥有了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同时又具备了更大的专业发展空间,特别是能够有机会与国内外顶尖的教育教学专家互动交流,实在是得益匪浅。从80年代末到整个90年代,可以说我是在系统性的实践和体验中接受了应用语言学、英语教材与教学的教育,能把这些理念的认知和研究与自己十多年来教学实践体会深度融合,这样一个学习、实践与提高的过程不是硕士或博士课程,但胜于在学堂所能学到的那些课程!

        在人教社英语编辑室的陪伴下,自己早年Presentation—Practice— Development —Testing的四步教学途径,在Ju⁃niorEnglishforChina提倡的“复习(Revision)—导入(Presenta⁃tion)—操练(Drill)—实践(Prac⁃tice)—巩固(Consolidation)”五步教学实验和实践中,有了跨越式的发展和升华,提出并指导实验了:Revision for warming up;Presentation for understanding;Drillfor learning;Practiceforusing; Consolidation for feed⁃backandreinforcement。在提前全国一年的SeniorEnglishforChina的教学实验中,努力从过去“课文整体教学”的思路和方式,进化为“单元整体教学”的途径。通过在武汉10多所学校的教改实验,我将教材结构的四个不同课型总结为:每个课型“一个主旋律;三项核心目标和几项主要活动”,使得武汉市由传统以课文为单位编排教材的教学,到以综合单元为单位教材编排的教学转轨比较顺利,同时该教学处理途径也影响到了全国大多数地区。

        作为一个具有46年教龄的英语教师,我个人认为,JEFC和SE⁃FC这两套中外合作编写的中学英语教材,对于促进我国中学英语教育教学变革的功劳最大!人教社所组织的教材教法培训,引入了世界最先进的外语教育教学理念,让广大教师了解到现代教材架构的特点以及教材、教法与教师的关系等,开阔了广大英语教师的国际视野。

        共同执著的追求

        近年来,每当见到人教社英语编辑室的年轻朋友们时,我常说:“你们应当是我第五代或是第六代朋友了!”的确,英语编辑室领导从唐钧先生开始,虽然经历了刘道义、魏国栋、龚亚夫、郑旺全、吴欣等好几代人的人事变化,但是编辑室致力于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初心永远没有变!Goforit(新目标),为了中国基础英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我与你共同执著的追求。在21世纪我国进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20多年历程中,我与编辑室依然常常结伴而行在全国各地《新目标英语》教材教法培训的活动中;依偎在教学设计、教学论文评选的长桌旁;跋涉在英语支教助学的云南边疆和青海达尔木高原地区;促膝交流在福建厦门的新一轮高中课程改革的新编英语教材的宣介大厅里……

        2009年,龚亚夫先生曾在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年会期间为我举办了“从教45周年”庆典活动,郑旺全副主编亲临了该次活动,道义大姐为我专门撰文“扎根于本土教学实践的优秀英语教学专家——我所了解的刘兆义老师”。2020年元月,偏爱我的道义大姐又专程到西安参加了我“从教55周年”的纪念活动。

        家一般的思念

        北京沙滩后街是在故宫后景山脚下的一条窄小街道,其中55号院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原址。因为与英语编辑室有了不解的缘分,我常常会因教材研讨、教师培训或书稿的编辑出版等事宜,往来于武汉与北京之间。在上个世纪80年代,但凡到北京,从北京站下火车乘103路无轨电车到沙滩美术馆站下车,过马路步行约10分钟,即可到沙滩后街55号院,那就是我在北京的“家”。每次回到家,英语编辑室总会让锦芳大姐等,给我早早安排好冬暖夏凉的地下招待所。有时自己一个人来的时候,还会在唐钧先生家与她儿子同住。唐钧先生家、锦芳大姐家和道义老师家,就常常成为自己吃饭的食堂了。魏国栋先生的女儿很可爱,他见着我总是叫“大大”。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我与英语编辑室关系的确非同一般:“你们来了,领导批的接待标准都要高一些,可以喝酒。”司大爷(司延亭先生)的话说得让人心里热乎乎的。

        由于经常出入沙滩后街55号院,这里的一切便都深深地留在了记忆当中:街上的煎饼、朝鲜泡菜;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周开放一次的大澡堂子;地下招待所那热情亲切的大爷,记得他每餐饭就是铝饭盒中的一个馒头和一些咸菜;走廊上都堆满书刊文件的人教社办公楼和拥挤的办公室……现在每次进到宽敞气派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大厦时,我都不由地会更加思念在沙滩后街与她真诚和温馨相处的时时刻刻。

        2020年12月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70华诞纪念的日子,我应当对英语编辑室说些什么呢?我应当为她做些什么呢?我想,最能表达我心情的话就是:“我依然感激你!我依然爱着你!”

        (本文作者系英语特级教师,原武汉教育科学研究院外语室主任,教育部《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现任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应用工作委员会名誉主任兼教学指导专家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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