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重读

    批评本色

    在上世纪80年代登上当代文学研究舞台的青年学人中，黄子平最早以文学批评为人所知，并以其对语言的敏锐感觉，开一代形式批评的风气之先。1990年，黄子平告别求学与执教多年的北大，淡出大陆文学批评圈，开启了辗转海外并最终落脚香港的学术后半生。这一被视作“自我边缘化”的空间转移，见证了他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调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推出的《革命·历史·小说》是黄子平对中国大陆革命历史小说系统性研究的成果，200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引进出版后更名为《“灰阑”中的叙述》。202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灰阑中的叙述》增订版，加入黄子平的长篇访谈及其与人大师生的课堂讨论。二十余年的出版小史背后，那个被新潮美学与诗性精神所充盈的80年代并未在他90年代以后的学术研究中隐去，相反，80年代的批评演练、结构-解构主义理论趣味、关注文学形态与革命、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问题雏形，都在以“重读”为核心的革命历史小说研究中得到延续。

    如果说从批评转向文学史研究是《灰阑中的叙述》的纵向坐标，那么始自80年代中后期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则构成这本书不容忽视的横向坐标。将文学史从对社会政治史简单的依附中独立出来，以人性、审美与文学本体性为根基，寻找全新的叙述框架，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有机环节。“重写文学史”作为一个口号被正式提出，来自王晓明、陈思和1988年在《上海文论》开设的专栏，但广义的“重写”试验，早在1985年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就已开始。1991年，“重写文学史”专栏在海外杂志上重开，黄子平一手编辑组稿，一手撰文，收录在《灰阑中的叙述》的文章中就包括影响较大的重读丁玲《在医院中》的《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

    从80年代的“20世纪中国文学”，到9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再到“再解读”研究思路，都可以被纳入一个广义的“重写文学史”潮流之中。在这个大的“把文学史还给文学”的研究转向里，每一步黄子平都躬身参与，从未缺席。这批怀有共同关切的“同时代人”跨越海内外的对话、交锋，反思“革命历史”叙说的求索，则构成孕育《灰阑中的叙述》时代土壤，可以说，这本书正是“重写”“重读”的大时代脉动一步步催生出来的产物。

    《灰阑中的叙述》选择以50-7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为考察对象，实际上出自对一套“经典化”历史讲述规范的反诘。在这本书最初面世的时候，这种回归历史深度去揭示的做法，是颇具有颠覆性意义的。

    黄子平曾直言不讳对于“文学史”存在的不信任，信奉“文学史只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故而他的“重读”，也呈现为“读碎片、读字里行间、读缝隙”等高度个人风格化的写作方法。无论从事何种文学研究工作，批评从来都是黄子平的当行本色。黄子平从语言符码的缝隙入手，提炼出“时间”“身体”“性”“宗教修辞”等关键词，出入于英雄族谱、绿林传奇、言情小说、家族神话与成长叙述等多元汉语写作传统，剖析当代文学想象与信仰的生产机制，也提供跳出既定的文化-权力结构，另辟想象的路径。值得一提的是，酝酿《灰阑中的叙述》的80年代末恰逢莫言《红高粱家族》等新历史主义小说崭露头角，另类革命叙述争相涌现。这样的文学场气候，也为黄子平对50-70年代革命“经典化”革命叙事的重新解读，留下了一份时代见证。

    “重读”与自我精神治疗

    生于1949年的黄子平，被称作共和国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同龄人。《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革命历史小说，本就是给其成长留下深刻烙印的启蒙读物。从海南农场的知青劳动，再到新启蒙话语兴起的80年代北大求学，可想而知，亲历了当代历史之后，新旧叙事给当事人制造的困惑。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黄子平要把《灰阑中的叙事》视为“对少年时期起就积累的阅读积淀的一次自我清理”“自我精神治疗的产物”。正因为一代人的历史境遇，方才有了一代人的重读。正如谢冕所说：“我们经历着无休止的因文学的蜕变而带来的不同观念、不同思维方式的冲撞与折磨，我们不得不以充分的耐心承受着历史的重负所给予的无尽的磨难。”

    曾经创造了秩序的革命历史故事，对黄子平而言，“重读”从来不是封闭在纸面上的语言游戏，也不是纯粹对象化的学术研究，它一直在与过往的阅读训练的关系之中展开，并不断指向对自身的记忆、欲望、价值体系。

    在《〈故事新编〉：时间与叙述》一文中，黄子平与鲁迅生命经验的深刻共鸣，或可视作这种孜孜不倦的“重读”行为的自问自答。黄子平之所以格外关注“回忆”，之所以对“旧事”“时间性”有精细入微的玩味与剖析，正因为“过去”能够刺痛当下、解答未来的焦虑。“重构历史，诠释传统，新编故事，便也正跟个人性的回忆一般，是为了理解现在和未来，理解自我们理解生命的意义和人的生存处境。”这段话说的是鲁迅对儿时阅读经验的重新整理，却也是黄子平的自况——对年少时革命历史小说的“重读”，何尝不是他自己的“朝花夕拾”与“故事新编”呢？

    摘掉引号的灰阑世界

    收录在书中的同名作《灰阑中的叙述》，是黄子平对香港作家西西《肥土镇灰阑记》的研读。从《圣经·旧约》中的所罗门王巧断夺子案，到元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再到布莱希特《高加索灰阑记》的戏剧改编，这则“两母夺子”的故事原型在东西方世界广为流传。但人们向来只看到舞台上血缘孝悌的伦理之辩与断案者的英明智慧，却很少注意到那个被抢夺的孩子。西西在《肥土镇灰阑记》第一次让那个孩子开口说话，打破了风暴中心千百年来的沉默。黄子平进而从中发掘出“灰阑中的叙述”的意象，赋予身处边缘的弱者以发声的位置和意义。

    对于这个故事里“黄口小儿”的发现，恰如黄子平面对革命历史小说时一贯的敏锐洞察，见他人所不见。越是习焉不察的角落，越是容易匆匆翻过的缝隙里，越有可能藏着另类声音与异质品格。就如同他在《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烈火金钢》等作品中，读出民间宗教信仰（《“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宗教修辞》），在巴金用“脱离枯树的绿叶”对《秋》的解释中，读出古怪意象背后的社会生物学想象与青春崇拜（《命运三重奏：《家》与“家”与“家中人”》）。灰阑既是以一种声音压抑众声喧哗的边界，却也源源不断地对灰阑中的人闪烁着凭借叙述以自救、以澄明主体性、以跳出灰阑的诱惑与希望。

    更进一步说，国人对于“发声”的文化寓言从来都不陌生，“灰阑中的叙述”恰似鲁迅著名的“铁屋中的呐喊”在20世纪末乃至于今天的历史回响。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想象少数清醒的先觉者发出大胆、战斗的呐喊声。近百年后，黄子平笔下的“灰阑中的叙述”显得更为温和，却有一种清醒和坚守。在最新增订版的书名中，灰阑的引号被黄子平抹去。如果说曾经“打上引号”的举动，是为了不无反讽的强调，那么如今“摘掉引号”，则暗示着更多的声音被放了进来。即使无处不在的“灰阑”已成为一个常态化的文学与文化困境，只要灰阑内外有关真理的论辩与对话仍在继续，就仍有被听见的希望。正如黄子平自己所说：“在无往而非灰阑的世界上，大声疾呼显得滑稽，理智而温婉的话语，才有可能具备持久的内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