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与周立波的一场公案

    叙介中国现代文学史，“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占有重要一页；讲到左联，“文艺自由论辩”是一道靓丽的风景；这场文艺论战既以“自由人”胡秋原的《阿狗文艺论》一文为发端，也因其左右开弓而风生水起。值此纪念左联九十华诞之际，笔者结合查阅一手史料并采访当事人，在此谈谈胡秋原与周立波于左联时期的一场公案。

    一

    胡秋原（1910-2004）与周立波（1908-1979），当年都是一腔热血的爱国青年，却因观点相左，尤其是书生意气而结下了梁子。

    1931年9月19日，胡秋原正准备在上海乘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完成学业。忽然，他听到广播紧急播报：日军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他毅然决定弃学，留沪以笔为投枪抗日。

    此前，胡秋原与十九路军领袖陈铭枢创办的新闻出版机构——神州国光社，已经建立了合作关系。那时，胡秋原与王亚南、杨玉清等同学在早稻田大学成立了从事编译的“白沙社”，翻译丛书交由“神州”出版。文稿往返，胡秋原与“神州”总编王礼锡莫逆于心。原来他们的思想源头，均来自大革命中反帝反军阀的主旨，服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王礼锡曾与田汉主编《中央日报》之《摩登》副刊，同时任教于田汉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与徐悲鸿、刘海粟、邹韬奋、郁达夫、欧阳予倩等人交游；胡秋原则在武汉编辑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武汉评论》、主编全国学联的《中国学生》，交谊于董必武、熊十力、陈望道、鲁迅等名流。

    王礼锡出任“神州”总编辑后，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进步的人文社会科学新书。1930年12月初，王礼锡、陆晶清伉俪到日本度蜜月时，又力邀胡秋原襄助创办《读书杂志》。

    此次胡秋原在沪，他出任神州国光社及《读书杂志》编辑的同时，又于1931年12月25日独立创办了《文化评论》周刊，主张在政治上抗日，在文艺创作上“自由”。

    二

    正当《文化评论》周刊排版就绪，哪知日军于1932年1月28日夜悍然发动了对上海的侵略战争。驻守上海闸北的十九路军第一五九旅，不待军命，奋起抗击，将士们经过一夜的浴血奋战，一举重创了入侵的日寇。

    胡秋原闻讯立即前往战地采访，写下了军民协力抗战目击记。随即，他联络了一批文化界朋友聚集在王礼锡家里，讲述了他赴前线采访的见闻，吁请大家讨论如何声援十九路军将士抗战、号召全国人民抗战等问题。

    讨论中，胡秋原建议由《文化评论》与《读书杂志》合办一份报纸——《抗日战争号外》，得到大家首肯。说干就干，这份由胡秋原主笔的《抗日战争号外》，其内容包括报道十九路军的抗敌战绩，揭露日寇罪行，批评政府不抵抗政策的错误，呼吁全民族抗战到底等。

    1月30日，胡秋原与王礼锡亲自到现场指挥，下午2时，数万份《抗日战争号外》遍及上海滩的大街小巷……《号外》首先刊发了他们赴战地采写的上海文化设施毁于战火的实况报告——

    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的被毁，诸多学校图书馆惨遭厄运，此次遭受破坏的16所高校中，同济大学、交通大学上海本部等12所学校的图书损失总数达八十万册；39家电影院中的16家遭受毁损；当时实力最强的“联华”影片公司因战火破坏而难以维持……

    同时，《号外》专门辟“战地日记”栏目，及时报道战况。胡秋原还为《号外》写了短评，吁请人们注意：日军对于上海文化设施的狂轰滥炸，绝非偶然的或个别的行为，而是其企图摧毁中国文化、奴役中国国民精神的总体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号外》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军民的士气。战斗开始后第三天，宋庆龄偕同老友何香凝亲往前线指挥部慰问。她们会晤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答应为众多伤员提供有效的急救服务。而且宋庆龄做这方面的工作很有经验，在上海医务界还有很好的关系。她的两位表兄弟牛惠生和牛惠霖是第一流的外科和内科医生，他们都帮助她并动员同事们参加工作。

    三

    那时，由于许多抗日机关和国民党的报纸，大都被当局封闭，没有出刊，胡秋原、王礼锡主编的《号外》可谓一枝独秀，在上海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又因为十九路军曾一度反共，左联领导人因此以“阶级观点”看待十九路军；少数激进左联青年甚至反对十九路军旗下的“神州”胡秋原与王礼锡占有《号外》的发行先机（《胡秋原：从抗战巨笔到两岸“破冰人”》，九州出版社）。

    王礼锡在《战时日记》中写道，正当胡秋原与王礼锡白天到战地采访，晚上夜战编排《号外》，连续出刊了五天《号外》之际，时任神州国光社印刷所校对的周立波，以印刷所罢工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要求将《号外》交由他们主办。（《读书杂志》1932年第二卷第4期，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

    周立波于1924年秋考入长沙省立第一中学，在师长王季范、徐特立等影响下，思想追求进步，喜爱新文学。大革命失败后，辍学回县在高小任教。1928年春随叔父周起应来到上海，考入江湾劳动大学经济系学习，参加革命互济会活动。1930年春因思想激进散发传单，被校方开除。不久返乡，从事文学写作和翻译。他的叔父周起应1927年5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即因暑假回家而脱党。次年，在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同年冬留学日本。1930年回上海，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并成为青年骨干，又将侄儿带到上海。

    叔侄俩在上海住在一起，周立波主要靠周起应介绍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写点文章赚稿费维持生活。为减轻生活负担，周立波拼命自修英文。立波聪慧、好学，很快掌握了翻译技能，翻译出版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名著。1931年，经人介绍考进了神州国光社印刷所当校对，作为一名激进的革命青年，他暗中从事工人运动，并被工人推举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

    四

    那时，上海文坛形成了左、右翼两大阵营。国民党的一些御用文人发起了一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把党派偏见带入文坛，亮出了反共、反苏、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帜，对革命文化进行疯狂的“围剿”。1930年3月2日，由共产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左联”以鲁迅为旗帜人物，在瞿秋白的领导下，由冯雪峰出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对国民党的“围剿”进行了猛烈还击，向国民党政府争取宣传阵地。

    由于左、右翼两大阵营大都是奉行“非左即右”的思维定势，他们均视超然于左、右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为敌人，将“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胡秋原、王礼锡和苏汶（杜衡）等列为打击对象。针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猖狂，鲁迅于1931年10月23日，率先发表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尖锐地揭露与批判右翼之劣行。

    以“自由人”自命的胡秋原，首先响应鲁迅起而讨伐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他在《真理之檄》中明确指出，今后的文化运动在批判封建意识形态之残骸与变种、批评各种帝国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同时，“更必须彻底批判这思想界之武装与法西斯蒂的倾向”，即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按说，胡秋原的这篇文章，理应受到左翼阵营的欢迎。哪知，左联的《文艺新闻》第45期却发表文章《请脱弃“五四”的衣衫》，对《真理之檄》提出的继承“五四”的反封建传统的要求，进行吹毛求疵的挑剔。对于胡氏反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这一战斗任务，则不置一词。对于《阿狗文艺论》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讨伐，更是不屑一顾。继而，胡秋原受到左、右翼两个阵营的攻击；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文艺自由论辩”，从1931年底持续到1933年初。

    针对争夺《号外》主导权事件，胡秋原与王礼锡以为，周立波是左联骨干周起应的代言人，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内应外合发难，自然断然拒绝。周立波则认为自己是坚持左联立场，立即组织印刷工人罢工，造成编辑好的《号外》不能如期印刷。劳资双方就此产生了冲突。2月6日下午，周立波正在张贴罢工宣言时，被暗中监视的工头抓住，一下子打落了眼镜。年轻气盛的周立波毫不示弱，挥舞拳头与工头对打，终因眼睛近视、寡不敌众，被工头扭送到巡捕房拘留，拟于三天后转至上海提篮桥监狱。

    胡秋原曾在《中华杂志》1982年11号上的《论鲁迅并说周扬》一文回忆：得知侄儿一行被捕后，周起应因曾与胡秋原有一面之缘，即代表亲属与左联前去找胡交涉，希望“神州”能够出面保释侄儿与工人。按说，此时双方各退一步，周立波可免除牢狱之灾，罢工风波即可平息，《号外》可继续出版。可是，正在气头上的胡秋原认为，如果周氏叔侄同他光明正大地协商合作办报，此事尚有调停余地。而周起应作为印刷所罢工委员会的“总后台”，他们叔侄串通一气，分明是在给自己下套、耍阴谋，此事没得谈！遂当面拒绝了周起应的要求。

    周起应对胡秋原如此无情十分气愤，拂袖而去，双方从此结下梁子。而风行几天的《号外》，也就此流产了。没办法，周起应只好找律师为周立波辩护。请辩护律师要花很多钱，周起应为此东挪西借花了三四十块光洋，对旅居上海的他来说，这是一笔巨款了。潘震亚是有名的红色律师，尽管他义正词严进行辩护，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周立波还是被判了两年半徒刑。周立波被判刑那天，周起应很难过，从法庭出来后没有回家，而是沿着黄浦江畔走了一夜，以平复心情。

    《号外》停刊后，为了集合力量抗日，胡秋原与王礼锡分头联络上海著作界，并于2月7日集会，发起成立了“中国著作者抗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