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面对新冠疫情,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看待当下的社会发展?如何使人们走出生态困境?鲁枢元先生新近出版的《生态时代的文化反思》给我们提供了诸多值得深思的观点。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哲学思考的根本问题,马克思曾把“人与自然”的问题看作“历史之谜”。人与自然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之所以成为问题,就是因为在人类的活动中这个“统一有机体”常常被割裂了。百余年来,现代化进程错置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利用自然、开发自然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破坏了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扭曲了人纯朴的天性,人在自然面前变得贪婪无度,残酷无情,人面临着自然破坏与内在焦虑的双重危机。鲁枢元先生认为,生态问题的背后凸显的还是文化问题,价值观和发展观问题。“当前生态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也将是文化的重建,一个新时代的生态文化的诞生。”只有真正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校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向。
低物质损耗的高品位生活。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典型的消费社会,鲁枢元先生通过对现代人的生活史的考察,提出了“低物质消耗的高品位生活”的观点。孔子在《论语》里所说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与现代人的买、买、买,花、花、花相比,颜回俭朴的生活,充实的内心,才是我们应该倡导的。而“高品位生活”就是超越物质金钱的情感生活、审美生活、精神生活。孔子欣赏的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情境:“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就是“高品位的生活”,也是富有诗意的审美型的生活。
借鉴古人养育现代人的生态人格。鲁枢元先生以陶渊明和苏东坡作为个案深入分析,讲出了生命之理、生存之理、生态之理。从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中,我们看到的是人回归自然的轻松与洒脱、平淡与快乐,自由与自在。而苏轼的《赤壁赋》:“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讲的是人在天地中的位置,人与自然的合二为一。陶渊明与苏东坡作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代表,他们追求个性独立的内在精神,涵养与自然和睦相处的情怀,这种利己、利人、利万物的生态人格难道不应该是现代人效法的榜样吗?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生态文化。兴起于上个世纪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工业时代的文明进行猛烈的批判和解构,但是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仅有批判和解构,是不够的,还必须着眼于肯定和建设。我们需要反思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同时,还要对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思考破解之道、发展之道、建设之道。生态文化不失为疗救现代社会的一剂良药、营造未来社会的一股助力。因此,我觉得鲁先生倡导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很有价值,它是对于“现代主义”的超越与修正,也是对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纠偏与补漏。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内核是生态学,是对于生态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这也恰恰是当下学术研究的生长点。当人们都在关心GDP的增长时,作为知识分子,恰恰需要关注生态问题。而离开了生态,任何发展都不可能是健康发展。
《生态时代的文化反思》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正如鲁枢元先生所说的:“多年来,由于重经济轻文化,重物质轻精神,重技术轻情感,人类的生态境况呈多方病变,遂导致文化的滑坡,情感的冷漠和精神颓败。”人类在今天之所以面临诸多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出了问题,发展理念出了问题,人类的文化观念出了问题。
特别是今年新冠病毒爆发,每个人都意识到自然的强大,生命的脆弱,人类竭力营造的社会架构的脆弱。正如比尔·盖茨最近呼吁的:人类需要一次“伟大的纠错”。“纠错”的前提是“反思”,尤其是在人类自身的精神层面展开反思。由此观之,鲁枢元先生多年来关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思考与研究是有价值、有意义、有前瞻性和普适性的。
我们不仅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两千年来的人类文化进行反思,同时,也要站在全球的高度,对整个人类的文化进行反思。通过反思,让人们对自己津津乐道的“现代性”“高科技”“高增长”“高消费”保持必要的警惕。通过反思,让人们走出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恶性循环,通过反思,修正我们过去错误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使人类真正回归到健康的发展轨道,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