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裁古锦，史笔著新篇

    演义体章回小说是中国特有文学写作形式，极受大众欢迎。钱念孙先生独辟蹊径，用“演义”形式撰写中国文学史，化艰深为平易，变抽象为形象，大大降低了文学史的阅读难度；同时开拓写作空间，打破历来文学史凝固的呈现范式，为文学史可以有多种写法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实例。

    章回演义体由宋元之际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一般多用来写历史故事，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以及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等等。演义的写法比较自由，可以叙述故事，描绘人物，又可以援引例证，插话评论。这一特点，正符合生动活泼地写作文学史的要求，即不仅介绍中国文学史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而且勾勒出一位位大作家的人生风貌；不仅赏析那脍炙人口的名篇杰作，而且写出它们在创作或流传中的佳话趣闻。

    该书从远古神话开篇，经《诗经》《楚辞》和汉赋、魏晋南北朝诗文，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叙说古典文学数千年之源流衍变，对历代杰出作家、经典作品和重大文学活动都予以论介，既线索清晰，有机完整，又详略得宜，重点突出。这当然是一般文学史都需要达到和力求达到的标准，本书的新颖之处在于，融理论和形象于一体，汇学术和艺术于一炉，写法上自有其鲜明的特色。

    首先，书中注重展示文学史上一系列伟大作家的创作历程和才情风貌。作者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史记》的笔法，强调人在历史上的创造性作用，以浓墨重彩勾勒出一个个血肉丰满、神貌各异的文学家形象，弥补了一般史书纯用抽象思维阐析文学现象之不足，使本书真正成为一部以人为主体的文学史，这是最大的成功之处。

    我国历史上有诸多追求光明理想，但遭逢坎坷的文学家，钱先生写出了他们博大的胸襟、超凡的胆识、卓荦的才华、峥嵘的风骨。对文学家们生活中的种种风流佳话、轶事趣闻，钱先生也多方采用，既从大处落笔，又从小处着墨，使人物形象更为真切动人。《三国演义》的内容，人称“七实三虚”，钱先生在写法上有所借鉴，却绝非向壁虚构。正如他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本书虽名为演义，所叙故事和佳话，尽管在细节、环境、气氛、对话上，有一定程度的点染和补充，却都是以史料为根据的。这些史料，有的见于正史、类书、诗文集，有的见于诗话、词话、野史、杂记，均有案可稽。”“我希望本书在注意演义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的同时，又把握住学术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不失为一部信史。”其实这样的写法，除《史记》《三国志》等古代史书外，近现代大量的历史人物评传更是踵事增华，陈寅恪先生皇皇百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乃典范之一。《柳如是别传》中“有案可稽”的琐闻逸事随处可见，以诗证史、以史释诗，立意在于表彰女主人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当今学术界的影响至为深广。钱先生用“演义”笔法刻画众多文学家，网罗轶事，渲染细节，与《柳如是别传》中大段大段的诗史互证、演绎推理有所不同，而生动性趣味性则过之，能淋漓尽致地展现杰出作家的才情风貌，发挥学者善于运用史料的专长，极见功力。

    其次，《好看的中国文学史》在写人的同时，并未忽视对其作品的评鉴。书中既从总体上把握某一作家作品的思想内涵和风格特色，又选取其代表性的篇什加以赏析。所采撷者一般都是流传广远的佳作，或是全章，或为片段，对难度较大的诗词、古文，都阐释其创作背景和本事、典故，指明作意，欣赏警句，引导读者步入高妙深微的艺术境界。钱先生注意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善于开掘作品的闪光点，深入浅出，抉其精华，传其神韵；又不时穿插与作家写作相关的趣闻佳话，娓娓而谈，清畅活泼，毫无学院派文章的拘谨板重。不论是评说作家还是鉴赏作品，钱先生都参考了大量文献，既引用古人精当的议论，又采纳近现代学者诸如王国维、夏承焘、唐圭璋、缪钺、钱锺书、钱仲联、叶嘉莹等人的学术观点，广取百家英华，足见视野之宏阔、用力之勤奋。故本书在理论方面亦可谓通贯古今，植根深固，并兼具当代研究的新色彩。

    再次，图文并茂亦是本书的特色。钱先生自幼热爱绘画，受过美术方面严格的专业训练。有此长技，以作者对文意的深切把握，亲笔为《好看的中国文学史》精心绘制了八十多幅插图。图中以传统线描方式塑造众多文学大家的形象，线条简洁明快，传神写影，栩栩如生，与文中的描写珠联璧合，相映生辉。浓郁的诗情，葱茏的画意，令人赏心悦目。

    学术界不少大师级学者都意识到面向大众传播精英文化之重要性，例如钱锺书编写《宋诗选注》，钱仲联编写《宋诗三百首》《清诗三百首》《清词三百首》《近代诗三百首》，注释详明，评鉴精到，内容晓畅易懂，又保持很高的学术水准，受到读者欢迎。《好看的中国文学史》前身是《中国文学史演义》，经过数十年时间考验和广大读者检验，被识者誉为“文史经典”，可说是一座沟通传统与现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桥梁。

    行文至此，笔者想起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名著《国史大纲》中关于民族文化的精辟论述：“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若不然，自古可以无亡国灭种之祸，而悻生之族、偷存之国，将充塞于天壤间也。”《国史大纲》著于抗战期间，在民族文化生死存亡的关头，钱穆先生发出悲怆的呼号，护持传统，至今读之仍撼人心魄。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屡经浩劫，知识人士创痛尤深，而精魂不死，火种犹存，实有赖于文化底蕴之深厚。今日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当然不是闭关锁国、抱残守缺的时代，但如何继承传统、融化新知，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使华夏文明勿丧真元，生生不息，是知识界无数次辩论却尚未解决的重大课题，或主“文化守成”，或倡“全盘西化”，或言“中西互补”，纷争未已。钱念孙先生是学养广博，视野宏通的学者，所著《文学横向发展论》《朱光潜与中西文化》《重建文学空间》皆着重论述东西方文化交流发展的关系，极具前瞻性、战略性眼光；同时又写出《好看的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等著作，表彰民族文化，可见立足终在乡邦，自有其矗立中流之品格。

    陈寅恪先生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这也是我读钱先生著作最深切的感受。儒道两家之宇宙人生哲学，为吾民族思想、学术之主要根源，历史上已形成博大兼容的体系，今日仍在更新发展之中，并未因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而萎靡不振。钱先生治学善于取精用宏，开拓创新，固非儒道之旧学所限，区区此文，妄为比附而已。谬误之处，敬待钱先生及四方博雅之士批评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