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教师的信》：让我们来谈一谈阅读与人生

    我和朱永新老师的缘分，可以从20多年前说起。1998年，我从一所乡村学校调到县教育局。当时县教育局新办了一份学生作文报，并计划对原有的一份教育内刊进行改版，由铅印改为激光照排，更重要的是内容及结构的改变，诸如每期有“主题策划”，有深度报道，像“正规刊物”那样做，有刊物自身的立场、态度和话语，而不是“论文汇编”。为此，教育局专门组建了新部门：编辑部。我也由教师转型为编辑。

    教育局的几位领导，阮水木、朱华彬、林定泗，都是专家型领导。在他们的支持和时任编辑部主任林裕辉的带领下，除了一“报”一“刊”，我们还做了几件事，也可说开拓了几个平台：创办年度“教育论坛”，创办教育专题节目（与县电视台合作），创办简报“课改通讯”，创办教师读书班。

    回望那些年的职业生活，虽多线作业，但游刃有余，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工作内容与自己的兴趣、专长高度匹配。还有就是，身边有高人——陈添镇。他是1980年代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的高材生，在“中等师范学校撤并”的大潮下，回到家乡工作，因此我有幸和他成为同事，并时常从他那里得到学术上的启发。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十多年的教师经历和文学写作、文学（哲学）阅读、文学编辑所积累的些许经验被充分激活，我逐步卷入教育写作与教育阅读，开始更多地探摸自己的职业根据地：教育。

    朱华彬是分管领导。我接任编辑部主任后，与他自然有更多的业务交流。他深知教育问题之所在，又颇具“改变”的意识，此前在一所初级中学担任校长时，就大胆开展教改实验，取得了不错的办学成效，后来还引进上海市闸北八中“成功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在一些学校、班级进行推广。朱华彬有一个工作习惯：围绕问题，读书看报，及时分享。有一段时间，他持续推荐一个人的文章：《我心中的理想学校》《我心中的理想教师》《我心中的理想校长》《我心中的理想学生》《我心中的理想父母》……有时还交由印刷厂印成小册子，分发给老师、校长们。

    在中国文化、社会、经济面临重大转型的特殊历史阶段，教育亟需“理想”之光的烛照，人们亟需在何为好教育的问题上拨开迷雾，达成共识。

    不用说大家也想得到，这个人，就是新教育实验发起人、苏州大学教授、时任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如果说，以2002年6月开通“教育在线”网站，8月确定江苏省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为第一所实验校为标志，新教育实验正式启动的话，那么在我看来，朱永新这一系列聚焦“教育理想”文章的发表，以及《我的教育理想》一书在2000年的出版，是新教育实验在思想上的率先启动，因为，它们蕴含了几年后新教育实验所提出的一系列核心理念、基本原则和关键策略。

    那时网络论坛风起云涌。作为新教育实验专用网站的“教育在线”，聚集了一大批教育精英，一大批有想法、有个性、有独立判断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可谓教育新思想、新路径、新方法、新工具的集散地和共享中心。据时任“教育在线”论坛总版主刘恩樵提供的数据，截至2008年，“教育在线”网站注册用户超过20万，论坛会员超过25万，每天发帖量达两三千；另有数万教师开设博客。人们称之为“网上的教师培训学院”，可谓实至名归。当下诸多优秀的特级教师，包括我们大夏书系的很多作者，当年都在“教育在线”成为网友、辩友甚至是“论敌”。后来在一些场合，我听过很多朋友谈过自己的“‘教育在线’运动史”。只是，我素来滞缓，时常落后于时代，与网络隔膜甚远，那些年对“教育在线”的故事，对新教育实验，对朱永新本人，都所知有限。

    直到2007年夏天，我加盟大夏书系团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分社）以后，终于得以直面新教育实验，得以和朱永新有超越文本的交往。

    当时，大夏书系新开发了一个子书系：教育讲演录。其中一本就是朱永新的《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朱永新教育讲演录》。作为这个子书系的项目编辑，我有机会集中阅读这部书稿，了解“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作为一种“新教育学”的价值意趣和行动原则。很快，大夏书系与新教育实验团队有了第一次实质性的合作：出版“教育在线·教师文丛”。2008年5月，我和同事金洪芹南下苏州，与刘恩樵、刘祥、毛春铧、祁团、丁莉莉、屈红梅等“新教育人”，用了两天时间，把这一套“文丛”的分类、体例、篇幅、书名、分工、装帧风格、编辑出版进度等事项一一敲定下来。

    出于事业发展和品牌进阶的需要，大夏书系于2009年7月创办了《教师月刊》。作为这份刊物的主要操持者，组稿，约稿，采访，拜访作者，参加相关活动，自然成为日常的工作，于是就有了更多的和朱永新见面或者向他请益的机会。他在朝阳区霄云里民进中央所在地的办公室，我不敢说是常客，但也不时造访，每每都颇有收获。

    2012年8月，“上海书展”期间，正值“大夏书系十周年”的日子，我们做了一系列活动，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在“书展”举办地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大夏书系十年经典”的新书发布会，邀请朱永新到现场作阅读主题的演讲并与书友们（市民、学生、教师等）互动。在陪朱永新去往会场的车上，我们谈定了一个事情：编辑部征集问题（话题），朱老师笔答，每月一次，是为《教师月刊》的新专栏：“朱永新答”。《给教师的信：阅读与人生》一书，就是这样迈出了第一步。

    朱永新是官员，也是教授，是教育专家，也是公众人物，是“理想派”，也是“行动派”；在不同的身份形态之下，他都作出了突出的成就。国家精神的建构，民族文化的复兴，在这样的使命之下，一个人便可能拥获超越了日常行政体系、组织体系的思想笼罩力和行动号召力。多重身份不仅不是羁绊，反而给他提供多元视角和宏阔的视野，使之可以对当下现实作出准确的判断，对社会大势作出合理的预测。

    所以，我愿意把朱永新的多重身份集纳为一个角色：文化学者——不止于教育学者。在这个角色当中，是“书斋学者”和“广场学者”的完整统一。所谓书斋学者，即孤灯披卷，夜雨如歌，专注于古典经典，致力于著书立说；所谓广场学者，即深耕“田野”，身体力行，融入大众生活，探寻思想进路。两者互为价值观和方法论，并保持着丰富的学术张力。

    大致从2016年开始，《教师月刊》“朱永新答”这个专栏的问题（话题）设计逐步集中到“阅读”上，与此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愿望是：以这样的方式，朝向“书香校园”的目标，做一点能做到、能做好的事情。

    对全民阅读的呼唤，也许是新教育实验的伴生物，或者说，在新教育实验之外，朱永新老师还有一个非正式的“实验”：全民阅读与国家发展。它尚未“立项”，但一直在潜滋暗长。

    无意中发现，这么些年来，我和朱永新的来往邮件竟有300多封。属于它们的时光慢慢走远，而文字和情感留了下来。如果说，《给教师的信：阅读与人生》是一棵树的话，那么，这些长长短短的邮件，无疑就是这棵树所栖居其中的晨曦与鸟鸣，可有可无，又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