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里的江湖读书人

    那一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跟随叶子铭先生编辑《茅盾全集》，偶尔听叶老师提及茅盾老家桐乡有一个年轻的文化局长也是一位茅盾研究者，十分勤恳用功，其时我并没有在意，以为这都是地方官员附庸风雅所致，因为1982年在杭州的刘庄宾馆开茅盾研讨会，一位浙江地级市的宣传部长因为没有被安排在前排就坐，而是和我们一帮年轻人站在后排高高的梯凳上，嘴里便嘟嘟囔囔吐出了满腹牢骚，此情此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将庙堂与学术江湖截然分开，直到与钟桂松有了长时间的交往后，这种偏见才逐渐改变。

    同是浙江人，钟桂松身在庙堂，骨子里却是一个行走江湖的读书人。他从一个县文化局长做起，最后官至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也算是一个四品大员了罢。我不了解他在官场的业绩如何，只有一次，当我看到他在主政浙江电视台期间拍摄的“浙江人在世界各地”专题片，大为感慨浙人的厉害，竟然能够在毫不通半点语言的境况下把生意做到了非洲腹地，便和他打趣说：你的官运也亨通啊！

    其实，与钟桂松的正式交往是从他1986年赠送我的《茅盾少年时代作文赏析》一书开始的。一眼望去，他是一个十分谦和的君子，完全没有小官僚的气息，倒是像一个文弱的教书先生。后来多次的茅盾研究学术会议让我们越走越近，尤其是那一年在扬州召开的“青年茅盾研究者研讨会”，更增进了我们之间的友情。但由于上个世纪90年代我离开了茅盾研究领域，一度与他中断了音讯，直到新世纪后，一次偶然在北京晤面，看到他不断拓展的研究领域，看到他的大作不断问世，于是又重新恢复了讯息交流和学术探讨，直至今日。

    三十多年来，钟桂松著作等身，分别在茅盾研究领域、丰子恺研究领域、陈学昭研究领域、钱君匋研究领域、徐肖冰、侯波研究领域和沈泽民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出版了大量的学术性和史料性价值极高的著述，在学界形成了广泛的影响。此外，他还撰写了六部散文随笔。整理、主编了六十余种总计一千多万字茅盾、丰子恺等人的著作。所有这些成就，即便是专门从事写作的科研人员和作家，都是难以企及的。我时常怀疑他究竟是在庙堂还是在江湖里翱翔，究竟是在从政还是在读书写作？其个人撰写的文字竟达六百多万字，这让我们专事科研和写作的人情何以堪。

    如今十卷本三百多万字的《钟桂松文集》即将出版了：收入第一卷的是《茅盾传》。我不敢说这是国内最好的一部茅盾传记，但是我敢说这是茅盾传中名列前茅的好书，客观翔实的书写和飞扬的文采为其博得了读者的信赖与好评；第二卷由两个部分组成：《悠悠岁月——茅盾和共和国领袖交往实录》和《人间茅盾——茅盾和他同时代人》，从两个维度凸现了茅盾的文化性格，平实中隐藏深意；第三卷是《沈泽民传》。这是钟桂松传记中最为出彩的传记之一，不仅资料翔实，而且笔墨流畅生动，可谓前无来者；第四卷是《茅盾和他的女儿》。作者把茅盾痛失女儿的心理轨迹描写分析得十分细腻到位，文学色彩浓郁，感人肺腑；第五卷也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丰子恺与杭州》和《丰子恺：水光山色与人亲》，融史实与文学描写为一炉，大有江南山水与传主融为一体、天然浑成之妙；第六卷是《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这倒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学术史的著述，可列为茅盾研究领域中史传评价必读书目，其学术价值不可小觑；第七卷是《茅盾散论》和《性情与担当——茅盾的矛盾人生》，前者多为学术随笔，后者却是揭示一个真实的茅盾文化性格双重性的力作，从中可见出作者的史家意识和春秋笔法；第八卷是《茅盾评传》。说实话，当初我力荐此书作为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策划的“现代文化名人丛书”的一种，就是看中了它客观公允的历史评价，以及对第一手史料的掌控，说其超越了以往的各种各样的茅盾评传是一点不为过分的；第九卷是《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此卷以生动的笔触记叙了茅盾进入商务印书馆的前前后后，让其成为现代出版史上一部不可忽略的史海钩沉力作；第十卷是《张琴秋传》。这是一部今年刚刚出版的书籍，是为其女同乡——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没有授衔的红军女将领”张琴秋立传的书籍。其一生的传奇色彩使此书更具可读性，其中对历史的反思亦可见一斑。

    皇皇十卷《钟桂松文集》巨著，多围绕同乡先贤茅盾展开，这也是展示了作者一生主要研究方向和基础，可谓笔墨酣畅，淋漓尽致了。但是，尚有许多更加生动有趣的散文随笔被搁置在外了，甚是可惜，我想，俟日后再编续集时，一定不能有遗珠之憾。

    三十多年的辛勤耕耘，让钟桂松有了读书人的丰硕成果，而如今他已经从庙堂隐退，无官一身轻，尽可以自由地读书写作了。他骨子里透着的是读书人本性，毕生行走江湖，读自己喜欢的书，写自己想写的书。

    这些年我与桂松的交往逐渐又多起来了，他重新编辑《茅盾全集》时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也为出版事宜去向他请教，来往频频，加上有了微信以后，几乎是天天可以在网上交流，兄弟就在身旁的感觉真好。

    我长桂松一岁，在近四十年的过往中，无论是在杭州还是南京，无论是在北京还是上海，无论是在会议上，还是酒宴上，那种随意和随性的氛围让彼此都十分舒服，没有任何客套，亦无尊卑的隔膜，只是因为他从来不把自己当成一个官，我也从来就没有把他看作一个宦海中人，兄弟之间，只有江湖，所以我只能用黄庭坚的那首著名的诗句来表达我们之间彼此的交往：“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也许他没有“居庙堂之高”，我也没有“处江湖之远”，也无什么落魄之时，但是江湖相望、彼此思念之情却是永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