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时代的特殊“赞助人”菲利普·西德尼和他的交游圈

    大卫·休谟在其影响甚广的巨著《英国史》中，谈到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政客兼诗人菲利普·西德尼（Philip Sidney, 1554-1586）时说：“西德尼爵士举止正直、谈吐文雅、英雄勇武、典雅博学，集各种良材美质于一身，堪称英格兰宫廷的瑰宝。女王和莱斯特伯爵极力褒奖其天赋和文采，西德尼深得他们的信任，遗泽及于后世。他的仁爱不遗草芥。在最后一役中，他身负重伤倒在战场，人们给他送来一些水解渴，但他注意到身边的士兵也正受着伤痛折磨，于是说道：‘他的需求更甚于我。’随后把水让给这位士兵。”

    西德尼生于伊丽莎白时期的显贵家庭，其外祖父约翰·达德利即诺森伯兰公爵（John Dudley,DukeofNorthumberland）、舅父罗伯特·达德利即莱斯特伯爵（Rob⁃ertDudley, EarlofLeicester），以及岳父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SirFrancisWalsingham）等，都是都铎王朝宫廷中大名鼎鼎的人物。

    西德尼在中学阶段就读于施鲁斯伯里学校（ShrewsburySchool），1568年进入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之后短暂求学于剑桥大学。自1572年始，西德尼赴欧陆游历三年，遍游意大利、低地国家、法国和波兰，与许多王公贵族和学者相识、交好。归国后进入宫廷任职，其政治活动大多与莱斯特官僚派系相连。1586年，西德尼31岁时参加英格兰帮助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对抗西班牙的战争，在聚特芬（Zutphen，今属荷兰）负伤早逝。西德尼的一生短促，仕途也不如意，但在文学上却有较高的成就，在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方面均有建树。他不仅是优秀的诗人，也是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赞助人（patron），身边才俊云集。西德尼战死沙场后声誉高涨，成为这一时期朝臣、骑士的典范。生前，他身边环绕着一众密友，当中也有受他赞助的诗人和学者，其交往的纽带不仅体现在个人友谊上，也体现在对政治、文学、航海和炼金术等事业的共同关注上，史称“西德尼交游圈（SidneyCircle）”。

    学界对西德尼交游圈的定义并非一致。部分学者在具体的案例研究中将西德尼交游圈限定在“文学圈子”的范畴，还有一部分学者则强调其政治、宗教、文学乃至自然哲学方面的多重内涵。笔者倾向于使用后一种定义。

    一

    连结西德尼与交游圈成员的纽带是多元的，其中既有血亲关系和家世背景促成的来往，也有因“同学”“老师”和“同道”等关系结成的友谊。

    西德尼的妹妹玛丽·西德尼，即彭布罗克伯爵夫人（CountessofPembroke），是西德尼交游圈的核心成员之一，伊丽莎白时代著名的文学赞助人和翻译者。她常居的彭布罗克伯爵乡间住所——威尔顿别墅，是西德尼交游圈进行文学创作与交流的主要所在之一。西德尼在1577年前后写作《阿卡迪亚》（Arcadia）时，已然把威尔顿当成了自己的家，并在其作品《英格兰七大奇迹》（TheSevenWon⁃dersofEngland）中对妹妹的威尔顿居所加以称赞。玛丽·西德尼在兄长去世后负责其主要作品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在塑造西德尼的文化形象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两朝廷臣富尔克·格雷维尔（Fulke Greville, 1554-1628）是西德尼交游圈中另一位核心人物，是与西德尼关系最深的知交好友。格雷维尔与西德尼的友谊始于1564年秋，他进入施鲁斯伯里学校成为西德尼的好友，此后西德尼的影响便纵贯其一生。格雷维尔多次与西德尼一同执行赴欧陆的外交任务，如1576年随西德尼前去吊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II），1582年与西德尼及沃尔特·雷利爵士（SirWalterRaleigh）陪同法国安茹公爵（DukeofAnjou）回安特卫普，结束了安茹对伊丽莎白女王旷日持久的追求。格雷维尔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密切参与了西德尼交游圈的文学活动。在西德尼去世后，他与玛丽·西德尼一样投入了西德尼作品的整理工作，并为西德尼作传。格雷维尔自拟的墓志铭中包含如下词句：“伊丽莎白女王的仆人，詹姆士国王的顾问，菲利普·西德尼爵士的朋友”，可见他认为西德尼的美名使自己与有荣焉。

    诗人兼朝臣爱德华·戴尔爵士（SirEdwardDyer, 1543-1607）也深度参与了西德尼交游圈。他曾求学于内殿律师学院（the InnerTemple）和牛津大学，之后出国游历。戴尔1567年作为莱斯特伯爵的随从开始了宫廷生涯，于1570年由女王任命为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庄园宅邸和林地的管家。戴尔因莱斯特的关系与西德尼家族过从密切，尤其与西德尼及他青少年时期就结识的朋友格雷维尔交好。西德尼在某首诗中称他们是“快乐的三人”（happyblessedTrin⁃itie）。戴尔于诗歌也颇有造诣，当诗人杰弗里·惠特尼（GeoffreyWhitney）盛赞西德尼“复兴了英国诗歌”时，西德尼婉拒夸奖，转而认为戴尔才配得到这一赞扬。除了诗歌，戴尔与西德尼相似，也有着广泛的、极具文艺复兴特色的理想和知识追求，如航海和炼金术。戴尔和西德尼一同投资了航海家马丁·弗罗比舍（MartinFrobisher）寻找黄金和西北航道的三次航行（1576-1578），还在西北航道探险的管理委员会任职。虽然这次探险最终失败，也并未浇灭戴尔的信念，他仍认为英格兰也许能获得一条直接通往东方财富的航道。此后他还为约翰·戴维斯（JohnDa⁃vis）船长寻找西北航道的计划提供赞助，虽然戴维斯1585年的航行并不比弗罗比舍更成功，但加拿大北部开普代尔（CapeDyer，即“戴尔岬”）的命名仍然是对戴尔的永久致敬。1586年，戴尔在西德尼葬礼上担任护柩人，并与格雷维尔共同分享了西德尼遗产中的书籍。

    被誉为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诗人中的诗人”的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也是西德尼交游圈的著名成员。西德尼和斯宾塞之间的关系常被视为一种理想的结合，代表着开明赞助、智慧创造和诗歌交流的完美融合。斯宾塞1569年以减费生（sizar）身份就读于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跟随哈维（GabrielHarvey，西德尼交游圈的另一重要成员）学习，两人关系非常融洽。斯宾塞于1576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随后在多位朝臣（很可能包括西德尼的父亲）手下负责文书工作。斯宾塞的名著《牧人月历》（TheShep⁃heardesCalender）写于他在西德尼交游圈的活跃时期，受到圈内主流风格的影响，并得到西德尼的鼓励与赞助，于1579年出版。

    二

    西德尼交游圈成员较为显著的活动主题有三：其一，亲近莱斯特官僚派系，在政见上与其同气连枝；其二，在文艺复兴的时代背景下提倡英语诗歌的新元素、新格式；其三，对航海、炼金术以及自然哲学命题的共同爱好和探索。

    西德尼作为朝臣的政治影响力有限。势力雄厚的家庭背景以及莱斯特伯爵兼沃里克伯爵继承人的身份，一方面帮助他进入宫廷、获得职务，另一方面也招致伊丽莎白女王的戒心与防备。而西德尼交游圈的成员多数具有朝臣身份，但均地位不高，在重大政治事件中也依附于莱斯特官僚派系。该特点在反对伊丽莎白女王和法国安茹公爵议婚一事中体现得尤为显著。1579年秋，安茹求婚，女王有意，引发长久以来自视为女王佳偶的莱斯特伯爵不满。西德尼以公开信的方式向女王进言，反对婚事。莱斯特和沃尔辛厄姆很可能是这封公开信的背后推手，因为他们了解西德尼擅长写作，并且认为比起成熟政客，由年轻的西德尼来写这封信能够避免过于严重的后果。公开信的后果

    昭然，西德尼被贬斥出宫，几乎退出政坛，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寄情文学写作。

    诗歌方面的共同兴趣与密切交流是西德尼交游圈的重要特征。西德尼从法国和意大利诗歌中借鉴了许多元素，比如引入了法国七星诗社所大力提倡的复合词。他的另一重要贡献则是复兴古代韵律。斯宾塞、西德尼和戴尔在诗歌创作上多有切磋，共同讨论“改革英语韵律，使之符合古代标准”。西德尼的主要作品有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为诗辩护》（ApologieforPoetrie）、诗文合璧的小说《阿卡迪亚》以及十四行诗《爱星者与星》（AstrophelandStella）。

    除了诗歌方面的爱好，西德尼交游圈对于航海和新大陆探索也有共同兴趣。航海的目标是黄金和殖民地，黄金不仅能解决紧迫的个人财务问题，还将平衡西班牙显而易见的优势，为国家创造更大的主动权。西德尼的家族与航海结缘甚深——英格兰出版的首部关于新大陆的书是理查德·伊登（RichardEden）的《新印度》（ATreatyseoftheNeweIndia），于1553年献给西德尼的外祖父诺森伯兰公爵；第二本此类书籍为伊登的《数十年以来的新大陆或西印度》（DecadesoftheNeweWorldorWestIndia），在西德尼出生后一年的1555年出版，献给他的教父贝德福德伯爵（EarlofBedford）；第五本此类书籍为安德鲁·特维（AndrewThevet）所著《新发现的大陆或南极洲》（TheNeweFoundWorlde,orAntarcktike），是在1568年西德尼刚进入牛津大学时献给他父亲的。因此西德尼对航海的兴趣可谓耳濡目染。

    西德尼交游圈有关航海的活动与伊丽莎白时代著名航海家马丁·弗罗比舍密切相连。西德尼之父亨利·西德尼爵士与弗罗比舍相识，西德尼、沃里克家族（theWar⁃wicks）以及西德尼的好友戴尔都投资了1576至1578年弗罗比舍寻找黄金和西北航道的三次航行，如1576年春季西德尼和他母亲、沃里克伯爵夫妇（西德尼的舅父舅母）以及戴尔都为弗罗比舍赞助了25英镑，后增至50英镑。另一位与西德尼相熟的航海家是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FrancisDrake），1585年西德尼曾试图和格雷维尔一同加入德雷克爵士的西印度群岛探险。1585年西德尼还曾有机会前往航海家沃尔特·雷利爵士新近登陆的北美弗吉尼亚担任职务，但遭到伊丽莎白女王的否决。

    炼金术和自然哲学也是西德尼交游圈的共同兴趣。炼金术在近代早期英格兰流行于私人圈子中，许多贵族和学者对此着迷。学者约翰·迪伊（John Dee, 1527-1608/1609）在数学、占星和炼金术等领域都有一定造诣，他早年曾担任诺森伯兰公爵的家庭教师，学生之一就是罗伯特·达德利，即未来的莱斯特伯爵，而莱斯特最疼爱的外甥就是西德尼。西德尼曾随迪伊学习炼金术和化学，根据彭布罗克伯爵的内科医生托马斯·莫菲特（Thom⁃asMoffett）的评价，西德尼“不满足于常识的判断和范围，目光在整个自然界中来回巡视，深入到最深层的原因之中；因此他在上帝的带领、迪伊的教导及戴尔的陪伴下掌握了化学，这是一门可与自然匹敌的闪耀的科学”。此外，意大利自然哲学家布鲁诺（GiordanoBruno）于1584年流亡英格兰时曾与西德尼、格雷维尔聚会，讨论道德哲学、数学和自然哲学，并将自己探讨宇宙和哲学的著作《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献给西德尼。

    三

    围绕西德尼，何以形成如此稳固、活动丰富的交游圈？该交游圈的活动对同时代的英格兰乃至后世有何影响？

    笔者认为，其交游圈的形成首先需归结于西德尼的才华与个性。西德尼年少成名，接受过当时在英格兰所能得到的最好教育，对文学和自然哲学有着非凡的鉴赏力与领悟力。约翰·巴克斯顿（JohnBuxton）教授对青年西德尼在欧陆的极高声望进行过讨论：“这个十七岁的男孩（指西德尼——引者）1572年春天前往法国，在欧陆旅居三年，从意大利到低地国家，从法国到波兰，他所收获的声誉在马尔伯勒（即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功勋卓著的马尔伯勒公爵——引者）去欧陆参战之前，无人能与之匹敌；而在英国诗人之中，只有拜伦能与之媲美。这是如何做到的？”巴克斯顿教授对西德尼的秉性进行分析：他真诚热情，善于倾听，但他同时也具有严肃深沉的性格，这使他不失稳重，在交友时避免了轻率或冲动。好友格雷维尔回忆少年西德尼：“这种庄严可爱的精神承载着超越年龄的优雅和尊严。他总是谈论与学问相关的话题，即使是娱乐活动也使他的思想更为丰富。就连老师也发现他身上有一些东西值得学习，超越他们通常读过或教过的内容。”以斯宾塞为首的诗人们并不依附于西德尼的政治背景和财富，他们看重的是他的楷模作用，以及他带来的激励和灵感。尤为关键的是，他们对文艺和学术的品位一致。

    其次，西德尼的家世无疑为他个人增添了极大吸引力。西德尼是莱斯特伯爵和沃里克伯爵的共同继承人，从小被寄予厚望。莱斯特伯爵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长期拥有遍及朝野的影响力，同时也是航海和戏剧活动的主要赞助者。西德尼的游学、外交任务多与莱斯特伯爵有关。而西德尼交游圈中的许多成员都曾因担任与莱斯特家族相关的职务，进而认识西德尼，或是加深与西德尼的关系。

    最后，交游圈的形成还应追溯至宏观的时代因素。西德尼交游圈形成、活跃于16世纪后半叶，此时的英格兰虽业已完成宗教改革、奉立新教，但天主教远未绝迹，国内局势受到欧陆宗教动态的牵动，思潮活跃，有着相同宗教和政治信念的学者们交流频繁，西德尼交游圈无疑就具有这种内涵。此外，文艺复兴的发生也是西德尼交游圈形成的重要历史背景，拉丁、希腊语经典作品的复兴致使自然哲学受到重视，而在宗教改革的影响下，民族语言——英语也在迅速发展。学者艾伦·G.狄博斯（AllenG.Debus）认为，这一时期本国语言的快速发展“部分归结于这一时期人皆目睹的自觉的民族自尊心……以及与过去决裂的感情上的需要”。西德尼及其交游圈成员受时代风气鼓励，不仅提倡使用古典诗歌韵律，还用英语创作诗歌，并在英语诗歌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有所建树，进而弄潮于英语诗歌发展的奔流之上。

    关于西德尼交游圈的历史作用，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促进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尤其是促进英语诗歌创作和理论发展。陆扬教授对西德尼诗歌成就评价道：“英国诗学在西德尼背靠意大利丰实诗学成果的大声疾呼之下，终于也独树一帜崛起在地平线上了。”由西德尼的“大声疾呼”，首先响应并开始诗歌写作的，便是他交游圈中的诗人们。在文学领域之外，西德尼作为赞助人，与众多自然哲学学者结成亲密友谊，扮演倾听者、激励者乃至学生的角色，如前文所述，他与约翰·迪伊、布鲁诺等学者的来往皆可为证。而玛丽·西德尼在兄长逝后接过“衣钵”，矢志维护家族荣耀，持续进行文学翻译与赞助，也开启了另一段“西德尼”交游圈的华章。巴克斯顿教授认为，西德尼家族在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扮演了类似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的角色。不过，菲利普·西德尼因其出类拔萃的学养与魅力、平等亲和的姿态以及对创作的高度参与，而殊异于美第奇家族成员和莱斯特伯爵等著名赞助人。

    虽然西德尼及其交游圈的影响范围在其短暂一生中大多局限于贵族和知识分子阶层，但随着战场牺牲之后他在国民心目中形象的拔高，其影响逐渐扩大，最终触及整个英国社会。1587年西德尼的盛大葬礼给民众留下深刻影响，伊丽莎白女王作为仪式的主导者之一，无疑有意以死后哀荣突出西德尼的忠勇品质。此后，玛丽·西德尼还作为赞助者发起以纪念、赞颂兄长为主题的诗歌创作活动，进一步丰富了西德尼作为诗人和新教殉道者的传世形象。如果说西德尼生前的知识赞助、文学创作与交游使其拥有了知识界的牢固地位，那么他逝后被塑造成为完美骑士、绅士乃至殉道者，则使其影响更为立体、宏大，也愈加复杂多元。经由两到三个世纪的流变，西德尼甚至成为家喻户晓的爱国英雄，影响遍及欧美。这些演绎的形象和西德尼切实的文化成果融合，使他成为英格兰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