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次酒醉

    绍兴人肯定会吃酒——这几乎成了铁律。饭局上，初次见面的朋友端着酒杯来敬酒，我惶恐不安地起身。“听说你是绍兴人？那肯定会吃酒，来，一口闷。”新朋友一饮而尽，笑眯眯地盯着我，同桌的朋友也在起哄。喝还是不喝，实在是一个问题。

    绍兴是举世闻名的酒乡，绍兴人会酿酒也会喝酒，我祖籍绍兴，所以我肯定会喝酒而且酒量一定不错。这个推论逻辑性很强，不容置疑。但万事总有个例外，我就是例外。我祖父祖母、我父亲母亲，包括七大姨八大姑甚至堂兄弟表姐妹等等，都是好酒量。小时候家里来了老家客人，妈妈将一个特大号搪瓷茶缸塞给我，差我去街角的食品店买零拷黄酒。“加饭，拷满。”妈妈再三关照，我晃晃悠悠地捧回家，大概两斤左右，晃出在茶缸外壁的酒液有点黏手。妈妈在厨房里哐哐炒菜。两盆菜还没吃完，茶缸已经见底。

    可是我天生不会喝酒。记忆中第一次喝酒，实出顽皮，在绍兴后梅老家的柴房里，趁大人不注意，站在小板凳上从“七石缸”里舀了一勺黄酒喝，凉嗖嗖，甜滋滋，然后就坐在缸下呼呼大睡。第二天爷爷找出一只彩瓷小酒盅送给我，画面上，一个头戴幞巾、美髯飘飘的老夫子拥着一坛佳酿酣然入睡。奶末头孙子能喝酒，爷爷很高兴：“喏喏，太白醉酒噢。”

    这一幕童年即景如此清晰，只因为此生唯有这么一次接近诗仙李白。等到我身渐蹿高，可与父母一起分酒喝时，这酒不知怎么就变得燥烈起来，无论黄白红，稍一沾口，面孔必定红成猴子屁股。而且，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喝啤酒，必头痛；喝黄酒，必手臂一片红疹；喝红酒，必心动过速加胃痛；喝白酒，头痛加心动过速加胃痛加红疹潮涌。后来又发现，假冒伪劣白酒入口，立竿见影的头痛欲裂，喝正宗茅台、五粮液、古井贡酒等，潮起潮落很快，胃也挺得住，头痛概率低。当然也不敢多喝，三钱杯，三杯为限，四杯到顶，再喝，脚底踩棉花，舌头转不过来。

    不过我备受催残的痛苦经历并不能说服热情好客的朋友，不会喝酒可不是一个好作家噢。很多场合之下，我只能有节制地抿两口，感觉差不多了，捋起袖子展示“血染的风采”——手臂上已然“万山红遍”，小脓包蚁聚蜂攒。“那你就多吃菜吧！”朋友将我拍倒在座位上，算是大赦，那目光，说不上是怜悯还是不屑。

    于是我只顾闷头吃菜。我之所以成为所谓的美食家，恐怕得益于“不善饮酒”。

    也因此，我的醉酒经历屈指可数。当朋友豪迈地回忆起自己醉酒的种种表现时，越是荒唐不堪，奇拙怪样，越能引发我的敬仰。有人说我性格内向，不喜浮夸，其实我也想疯狂一把，指点江山。但低头一想，一杯薄酒就能将我淹死，我又如何与人争锋？

    每次填写个人履历表，在籍贯栏前毫颖生涩，我真羞与孔乙己在同一家亨咸酒店啜饮啊！

    不过也有三次醉酒的经历值得一说。二十年前参加一家杂志社的草原笔会，一干人来到希拉穆仁草原，骑大白马，睡蒙古包，晚上篝火熊熊，与内蒙作家联欢。主人杀了两只羊，白水煮熟后堆在大盘里端上来，大块羊肉上插了十几把尖刀。这就是汪曾祺先生在文章里写到的“手把肉”。但是我还没把一块羊肉剔净，身后就响起了激越的歌声。当地风俗，用歌声与美酒欢迎远方的来客，敬酒从唱歌开始，客人若不起身，蒙古族姑娘就一直唱到天亮。我岂敢怠慢美女啊，慌忙起身“应战”。仔细一看差点吓晕，这杯，就是胡松华在歌里所唱“高举金杯把赞歌唱”的那种银质镀金高脚酒杯，满满一杯至少有四两，而且是被誉为“塞上茅台”的宁城老窖！但是箭在弦上，只得依古法将手指蘸酒向身后弹三下，接过金杯一次而尽。知根知底的上海朋友赶紧将我扶下，吃手把肉，喝羊杂汤，等大家纷纷冲出蒙古包活蹦乱跳时，我已经朝天躺倒了。等我醒来，从蒙古包顶端的天窗朝上望，那真是星河浩瀚，一片灿烂，是都市里不可能看到的壮丽景象！

    至今觉得为如此壮丽的景观醉一回，值！

    还有一次在贵州，也是团队活动，上海作家记者组团去黔东南采风，在一个苗族村寨的风雨桥内吃长桌饭。苗家风雨桥跟汉族廊桥相似，上有顶棚，两边类似美人靠，可供旅人小憩。桥面比较宽阔，不单可走人畜，小型车辆也可通行。长桌饭，顾名思义就是用十几张桌子拼成特殊的席面，主客面对面坐在小板凳上进食，敬酒、交流都很方便。在重大节日，苗家的长桌饭可以排到一百多米长呢！我们一行有三十多人，开吃场面也相当壮阔，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对对碰，有点梁山好汉的豪迈。

    长桌上叠床架屋地摆满了老腊肉、白斩鸡、酸菜土豆、红烧牛肉、凉拌蕨菜、摘耳根、酸汤鱼、小米鲊、糖水南瓜等苗家传统美食，还有浅红色的杨梅酒和归作白酒类的青酒，度数都不低，口感有点冲。才吃了几口，四五个头戴银头饰的苗家姑娘就不知从何处冒出来，围着我们唱起了敬酒歌，曲调高昂清丽，歌词率直热辣：“阿表哥，来看妹，阿表妹，来端酒，管你会喝不会喝，都要喝。你喜欢，喝一杯，不喜欢，喝三杯。不管喜欢不喜欢，都要喝……”

    我架不住她们的热情相劝，满满地进了一杯。只三五分钟，我就在风雨桥上烂醉如泥了，由朋友将我抬到大巴上凉快凉快。叫我醉倒的，真不知是米酒还是肥肉呢。

    要说这两次醉酒可堪回味，还有一次倒令人伤感。那是二十八年前，我参加上海某杂志社组织的一个活动，去山西某大型国营煤矿采访。我那时候还年轻，容易冲动，想法也多，完成采访任务后犹有不足，提出去矿工宿舍看看，负责接待的矿务局宣传部门干部面露难色，于是我就自个儿摸上门去。矿工们住的房子相当简陋，砖根黄泥墙，甚至有木板墙的，瓦楞板房顶也大多破裂，用砖压着，小路上坑坑洼洼，辙坑里的脏水反射着惨淡的日光。不时有女人的嘤嘤哭声从黑暗处传出，据说矿工酗酒、赌博、打老婆是极普遍的。我随机进入一户矿工家，说明来意后主人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位矿工才四十多岁，面容憔悴，本是四川资阳农民，来山西已有十多年了，娶当地农村姑娘为妻，有两个孩子。屋里一片昏暗，看不清有什么家具，电视机、冰箱都没有，桌子上立着半瓶劣质白酒，一包花生米就是下酒菜了。矿工大哥刚下班，喝酒喝到一半。

    我已经下过矿了，知道这个矿的设备都是从波兰进口的，在当时也算是先进的了，矿上二十多年也没有发生过事故。但是综采设备转起来，粉尘还是相当厉害的。矿工们升井后，个个都像黑包公，只有一对疲乏的眼睛还是亮的。

    这天我与矿工大哥聊了两个多小时，在本子上记了十几页，直到矿务局的干部找到我，客客气气地将我接去吃晚饭。这个时候我已经与矿工大哥喝光了一瓶白酒，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是被四五个矿工抬上车的。

    后来我相当克制地将这块内容写进文章里，最终还是被删掉了。我当然也去参观了矿务局专门为管理层建造的别墅群，每人一幢。他们还请了德国的建筑师来设计，有独立花园，有敞亮的回廊，有红瓦大坡顶，有眼睛似的小天窗，宛如童话故事里的背景。

    十多年后，这家矿务局成了上市公司，实力越来越强。我也欣慰地得知，矿工们终于住进了集团公司新建的廉租房。那个资阳籍的矿工应该退休了吧，愿他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我很想与这位矿工大哥再喝一次，直到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