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到诗颂

   “书说文博”开栏语

    作为我国综合性科技出版大社的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类图书在其众多学科门类中是独具特色的图书品种。早在科学出版社成立之初便开始出版文物考古类图书，1956年新中国第一本田野考古发掘报告《辉县发掘报告》率先问世。到如今，经过60多年的发展，科学出版社已经成为国内考古文博行业内公认的专业出版机构之一。

    目前科学出版社每年出版文物考古专业图书100多种，内容涵盖考古、博物馆、文化遗产、古建筑等相关领域各类专业图书。为了让广大读者对科学出版社的文物考古专业图书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从最近一年出版的图书中精选出十几种新书，通过书评、书摘等形式，每期向大家介绍1～2种图书。因书而起，从书而来，我们就称这个栏目为“书说文博”吧。

    最近，由良渚博物院汇编的《大家论良渚》系列由科学出版社先后推出，收录了苏秉琦、张光直、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五位先生关于良渚文化的论述。这既是对诸位大家的致敬，也是我们晚辈后学研究良渚的好资料。在三册文集中，《严文明论良渚》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一位考古学人持续思索良渚文化的思想轨迹，带有深刻的时代印记。

    一、与时俱进

    该文集收录的首篇文章发表于1964年，探讨了太湖和杭州湾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20世纪中期，苏南境内有不少良渚文化遗存出土，已具备初步讨论的条件。之后的1967年，严先生有了第一次良渚遗址之行。进入20世纪80年代，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掀开了新的一页。常州武进寺墩遗址和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的率先发掘，揭示了良渚时期的高等级墓地和土筑金字塔。1986年，浙江余杭发现的反山王陵，终于掀起了第一个高潮，震惊

    世人。由此，考古学界开始思考良渚文化的发展水平、在全国考古学文化中占有的地位，以及对探索文明起源有何启示这类关键性问题。严先生精准指出这一时期良渚文化的研究已经进入新阶段，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要全面了解良渚文化，必须用聚落形态研究来探索社会组织和结构，并号召多学科的合作。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多元论兴起，严先生仅是认为长江下游又是一个起源中心的话，到90年代，他已经在题目中开宗明义：良渚文化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一时期，他对考古材料分析得更加广泛而细致，从多方面论证良渚文化的发展水平。其间他最重视的当然是稻作农业：发达的稻作农业使得良渚文化的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比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更彻底。由于大部分手工业的高级产品几乎都为贵族所掌握,致使社会发生了明显分化甚至分裂,这正是文明社会产生的必要前提。严先生又以聚落的等级分化为辅证，得出该文化已经进入了初级文明社会的看法。

    20世纪90年代，文明三要素对于考古学文化所处社会阶段的界定仍具有约束力。依此标准，当时良渚文化没有青铜器，也未见城，有刻画符号，但算不算文字，存在争议。在有无文字这方面，当有些学者说良渚有文字，只不过尚未发现；或强调刻画符号与文字的关联，从而在文明要素上帮助良渚文化更靠近文明一些时，严先生则不囿于外来标准，而是从考古学材料的实际出发，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良渚文化虽然没有青铜器和文字，但就是在这么早的年代，在非常发达的磨制石器和农业基础上建起来的一个国家，这就是良渚文明的特点。

    随着更多的考古发现，严先生在多篇文章中进一步论证良渚文化已经出现初级形态的国家。其中的一个重要论证是遗址群中的一些大体量工程，如莫角山、瑶山显然不是一个平面型社会可以承担的，其背后自然已经存在具有很大号召力和强制手段的统治集团。可以看到，2006年之后，良渚古城、水利系统的发现成为支撑良渚文化步入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的重要基础之一。

    在思索良渚文化的同时，严先生也在全局视野下关注着史前其他区域。他既认为良渚文化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同时又承认中原的花心地位，周围的各文化中心好比是里圈花瓣，再外围的一些文化中心则是外圈花瓣。这便是文明形成的“重瓣花朵”模式。

    此外，严先生对良渚文化边缘区的发现也有深刻思考，如《碰撞与征服——花厅墓地埋藏情况的思考》一文。他用“碰撞与征服”作为标题，是借考古学遗存的表象来探索社会历史问题。该文是较早对南北考古学文化共存于中间地带的分析，对于“文化两合地带”（高广仁语）考古学文化性质的讨论具有指导意义。

    该文集尽管只有13篇文章，但其宝贵之处在于围绕良渚文化这个主题，根据文章发表时间由早及晚的排序，思考与时俱进且愈发深入。主题由文化及文明，清晰展现了一条通向良渚文明之路。

    二、诗颂良渚

    在13篇文字中，一篇随笔和一首诗的编入为文集增色不少。

    严先生本来是想从事物理科学的，结果被调剂到历史学专业，最后在苏秉琦先生鼓励下选了考古专业。所以他是想在考古学研究里面带一点科学的色彩。先生的文章论述严谨、文风稳健，显然与其执着的科学思维有关。从《足迹》和《丹霞集》两本文集可知，他在学术写作的同时，也撰写了大量散文、游记和诗歌，展现出浪漫的一面。

    《良渚随笔》回顾了他研究良渚的心路历程，同时也述说了其他同行关于良渚的认识及反山、瑶山等遗址的发掘经历，对于研究良渚文化学术史是有价值的。

    《良渚颂》是一首551字的长诗，对仗工整，颇有气势。严先生对于良渚的考古发现了然于胸，将包括稻作、宫殿、治水、攻玉、宴饮、坟山、征战等藉考古重建的历史景象镶嵌其中，曾经的辉煌荣光跃然纸上。这是一位考古“老兵”用诗的语言凝练的良渚文化生命史，无疑也是其个人数十年论良渚的情感升华。

    值古城申遗成功一周年，喜悦之情尚未消退，良渚博物院适时汇编出版的这套《大家论良渚》，很有意义。鉴往以知来、温故以知新，大家论良渚的文字，值得我们重访与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