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一谈枕边书

    您的各类著作中，有关《金瓶梅》的较多，《金瓶梅》是看得最多的书吗？

    宁宗一：《金瓶梅》不是我看的遍数最多的书。我看小说细读也超不过两遍。我的阅读习惯是最看重我的“第一印象”。山东大学博导马瑞芳女士曾对我说，她对新入学的研究生常常会推荐我的《心灵的辩证法——〈读莺莺传〉》。其实这篇文章是我回北京，什么资料也没带，只是凭着“第一印象”写出草稿的。因为我不先去过多做细节的分析，而是在思想倾向和理性认知上多做思考，从而进行审美感悟的分析。至于写《金瓶梅》的几本书，我对原作也不是反复阅读，而是整体“印象”的把握，保持我初读这部小说的“新鲜感”。

    但是您写过《名著重读》。这和您的观点矛盾吗？

    宁宗一：是的，我出版过这本小书。这是因为我认为伟大的经典无一不是对历史中人性的思考和观察。因此对真正的经典作品必须反复体认。但这和我的“第一印象”和整体性地把握作品的核心价值观并不矛盾。我强调“第一印象”是因为文学阅读往往因为感悟其特色而迸发出灵感来。阅读经验证明，对作品反复读几遍肯定会开掘和深挖出它的深邃内涵，但是读作品时的“第一印象”和“敏感”到的那些个“棱角”反而模糊了。

    很希望了解什么样的阅读成就了您？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宁宗一：我的导师许政扬先生送我钱锺书的《谈艺录》时说：你好好读，不妨作为枕边书。可是我临睡觉时从来不看书，真不好意思。

    枕边书当然也是广义的。对我文艺思想影响大的是王朝闻先生和钱锺书先生。钱公的薄薄一本《旧文四篇》堪称我的枕边书。一篇论“通感”，我会反复读几遍。这是我从前读书没出现过的。给我影响大的还有我的同龄人李泽厚，他的《美的历程》也成了我初学艺术美学的历程的新阶段。

    我讲文学史，略有点古典文学的知识，但我们当年的读书背景，读书是有禁区的，只能读马恩列斯毛，再就是能读《红楼梦》等极少量的书。另外我喜欢读些鲁迅杂文。但是我的人生体验、人生感悟弥补了我读书少的不足。

    您有什么读书买书的嗜好吗？

    宁宗一：我从没有烟、酒、茶的嗜好，买好书算是我唯一的嗜好。教书的人，不爱书的可能很少。我同样出于职业本能，在近半个世纪的教书生涯中，陆续买进一些书。但是，随着自己读书经验的日趋成熟，在购书上也就日渐挑剔，不再像青年时期时冲动，买回的书有些不说是废品也是半废品。

    那您决心选择取舍的标准是什么？

    宁宗一：和过去买书的心理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离开了教学岗位，一是书价飚升。所以即使面对渴望得到的书，也要在手中掂量再三才能下定决心取舍。那被“舍”者，常使我有一种不忍之情，在放还书架的一刹那以及“临去秋波”，也颇能反映爱书、读书人的那种复杂心态。由此我也想到自己的爱书还没有进入痴迷状态。如果给自己定位，我可能既不属于大众型的“书虫”；也不属于高雅型的进入迷恋境界的藏书家。我可能只属于那种爱买点书、爱看点书、爱写一点书、解不开爱书情结的教书匠。

    关于您说的买书、看书、写书的“爱书情结”，一定有很多值得记忆的故事吧？

    宁宗一：20世纪50年代，我有过一段值得回味和回忆的买书经历。这回忆，是深深埋在我的心底，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回忆竟呈现为一种脑海中的图像，常常在心头重现：许政扬先生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从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毕业后分配来的。他是被称之为“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的孙楷第先生的亲传弟子。许师也是以治学严谨著称，他博览群书，学思并重，孜孜不懈，奋笔著述。所以他对我的进修更是严格要求。我正是在他的一纸书目的规定下，硬着头皮读了几部较大部头的原著。许师注《古今小说》，征引书目闳富丰赡，为了考证“行院”一词，查遍各种笔记，只是当时图书馆没有车若水的《脚气集》，他竟然到处搜寻。后来“老天津”告诉他，天津的天祥商场是个买书的宝地，于是从1955年底一直到1958年初近三年的时间，许师总是在十天半个月中挑一个闲暇的日子带我到天祥商场去淘书，而《脚气集》得以在天祥购得，更使许师着迷。

    您都淘到过什么好书？

    宁宗一：当年老天祥商场是一个极大的图书市场，以卖旧书为主，二楼圆形的售书厅各类图书应有尽有：50年代初，像《丛书集成》《万有文库》，各类小册子堆成了山，淡黄色封皮的《国学基本丛书》也几乎样样俱全。跟着许先生，就像跟着一位高明的书海导游者，他不时指点，提醒我应该买什么书。比如《事物纪原》《古今事物考》《释常谈》《续释常谈》《通俗编》《挥麈录》《梦溪笔谈》《邵氏闻见录》（前、后）等等，还有其他《万有文库》本和《国学基本丛书》本中一些代表性名著，我都陆陆续续买了回来。

    我虽然跟许政扬师学习文学史，但是我的兴趣似仍停留在学生时期对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美学的兴趣上。许师在这方面对我不仅不加阻拦，反而鼓励我多读一些经典性的理论名著，不时还和我探讨一些问题。这就更促使我锐意搜求各种文艺美学著作。比如1956年我就在天祥商场仅花了七毛钱就买到了朱光潜先生的力作《诗论》。后来我又陆续买到了朱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谈美》。朱先生的美学著作读多了，就想了解蔡仪先生后来怎么批评朱先生美学观点的。所以刻意到天祥商场搜寻。真是老天不负苦心人，1957年初我竟然在那里的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发现了一本可称之为崭新的《新美学》。蔡著装帧很大方，有美学味，而内文的第一章讲的就是美学方法论，读后至今我觉得获益不浅。另外，这本书的版权页后附有“刊误表”，看来作者和责编是发现误植后补上的。这倒也说明当时的出版家比今日的诸多作家和编者责任感强得多。

    和许政扬先生一起淘书，又有什么特别的收获？

    宁宗一：有一次我和许师从校门口坐8路公共汽车，先到百货大楼，又慢慢步行三百米到了天祥商场。不一会，许师突然向我打招呼，我过去一看，他手中拿着一本旧书——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笑之研究》。他对我说：“太难得了，在这儿竟发现了它。”当时我对柏格森的著作知之不多，只是看到有人征引过这么一本论“笑”的书，所以立即接过来翻阅，一看竟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翻译的。许师似乎发现我有点爱不释手，他半开玩笑地说：“你喜欢美学书，现在只有一本，我就让给你了。”这本书我只用了三角钱就买下了。它的值得珍贵，无疑是和许师的“忍痛割爱”有关，但还和这本书以后从未再版有关。

    据您所知，许政扬先生的枕边书是什么？

    宁宗一：据我的可靠记忆，他最推崇的就是钱锺书先生。每当谈诗时也喜欢征引《谈艺录》的言论。他还说，钱先生写《谈艺录》时才三十岁出头，而许师说他在读大学和研究院时床头总有一本《谈艺录》陪伴他。所以钱先生的大名在50年代中期我已如雷贯耳了。

    使我永志不忘的是1957年的一天，许师把我叫去，从书桌上拿出了那本他常看的《谈艺录》对我说：“我的一位老同学昨天送给我一本《谈艺录》，我不能转送你，现在就把我自己的这本送给你吧。”在伸手接过这部厚重的大书时，我真是感慨万千。

    第二年的年底，许师的《古今小说》校注本出版。许师那时也是位刚刚三十出头的青年书生，这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但是刚刚三十岁出头就都写出份量很重的书，并在学界享有盛名，在今天是很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您曾写了很多文章纪念南开大学的恩师，特别令人感动。

    宁宗一：连同《谈艺录》我从许师手里共接过三本书，其中就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校注本《古今小说》上下两册。然而直到今天我拿起它们来仍然感觉它们有千钧之重。是的，我的书房没有一部线装书，更遑论什么宋明善本了。这对于一个大半生从事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来说，确实有些尴尬。但是我在想，学人藏书各有一方天空。上面提到的几本书，虽然早已发黄且破旧，然而它们依然屹立于我的书橱之中，这也算别有一种风韵。而在书中与书外那珍藏在我心中的是许师对我的爱和叮咛，这中间的温馨与况味又是一时说不清和说不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