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支末节”的钱批

    钱锺书先生谈翻译，认为“化”字乃高境界，低境界在于“讹”，两种境界之间仅一“言”字之差，应该是指翻译中，译者是不能随便信口胡言，添油加醋的吧。饶是如此，却并不妨碍先生自己是一个生产大量文字的人。说是“生产”，看上去更像是“消费”，因为除了《谈艺录》《围城》《宋诗选注》和《管锥编》等可数的一些作品之外，并没有太多他着意要留存于世、付诸出版的文字。在他去世之后，杨绛先生却整理出他《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加起来逾七十册，为我们真真切切地保留了钱锺书先生治学的过程。尤其是《外文笔记》，凡48册，据说是对先生生前两百多本外文笔记的影印与编目。可见得钱锺书先生并不惜墨如金，相反，他乐于不拘形式地随时记录自己的阅读随想，把不同时空下的作品和人放在一起咀嚼玩味。这七十多册的文字，因而在消费的同时，也有了生产的意味。有些文字的确进入了他类似《管锥编》这样的著作，而大部分的文字，凭借《外文笔记》的出版，也为我们部分还原了真性情时的钱锺书：不乏尖锐，甚至有时带点刻薄，欣赏时却也毫不保留，充满热情。

    可钱锺书先生非正式的文字生产也还远不止于这些笔记。例如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几本西文书籍上，竟然也发现了钱先生的批注。想来此前应是钱先生的藏书，因为扉页上或有钱先生的签名——通常是西文拼音的名字“ChungshuChien”再加上时间和地点——或有藏印。坊间有传钱先生读书但不藏书，遇到有朋友或弟子要用，他会慨然赠与。这或许是他的藏书也极容易流落民间的原因之一。经过了几代人的转手，能够进入华东师范大学的馆藏，也终究还算是一个不失安稳的去处。

    我看到的是钱杨两位先生游欧时购于牛津的一册，是奥古斯丁∙柏莱尔（AugustineBirrell）的《品藻集》。书出版于1894年，从前言来看，是评论的合集，里面的文章应该都是应邀的演讲或是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小册子倒是也很简单，多以作者评论的作家为标题，例如“塞缪尔∙理查逊”（SamuelRichardson），“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或是“圣勃夫”（Saint-Beuve）等等，间或也以主题，例如“民族性”“改革”等等。因而这并不只是一部文学评论的著作，评论的人也不仅仅是文学领域的。虽然这位柏莱尔评论的人——例如塞缪尔∙理查逊，尤其是圣勃夫！（对我而言）——都还算是西方文史哲领域的重要人物，柏莱尔本人其实并不为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中国读者所熟悉。然而真的草草翻阅了几页，就立刻明白了钱锺书先生为什么认真地读了他，还时不时地要加点批注，表示“心有戚戚焉”，又或是想到了其他的一点什么，是柏莱尔本人没有想到的。钱先生对柏莱尔的阅读，未必觉得柏莱尔的批评有多少价值，若说还算喜欢，大概就是为柏莱尔那个调侃起人来没什么顾忌的调调。有时候钱先生也以同样的笔调加注，两相比较之下，还真是有趣。柏莱尔写理查逊，先是揶揄地写道，“他身材矮小，并且在以后的生活中身材肥胖”，因而被人称作“小印刷机”，历数了他遭人嘲笑的那些轶事，尽管并不否认理查逊在英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也认为克拉丽莎、帕米拉这些人物使得我们在今天得以拥有“十八世纪的热情、真实的文学传统”。柏莱尔没有放过理查逊与约翰逊博士之间的嫌隙，于是钱锺书先生在一旁批注道：“如果作为批评，这些就像是圣勃夫所说的，都是‘旁支末节’，但是如果有人真为了完整性的批评来读柏莱尔，他的命运恐怕也比当时词典编撰大家（意指约翰逊博士）所指责的为故事而读‘小印刷机’的读者好不到哪里去吧，甚至更糟，像法语谚语里说的那样‘上吊还不值吊绳的钱’”！

    但说到圣勃夫，钱锺书还倒是真喜欢的。第一篇理查逊的批注里非要扯上不相干的圣勃夫，借用一下他的“旁支末节”，后面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柏莱尔在写到英国历史学家吉本时又引述到了圣勃夫，因为圣勃夫出于自身的感受，对吉本的自传有所评述，他认为倘若对父母均不存在温柔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导致人们“被剥夺了宗教情感”。钱锺书这时候按捺不住地批注道：“圣勃夫的宗教情感并不该归于其母，而是应该归于雨果夫人”——也是蛮恶毒地暗示到圣勃夫与阿黛尔∙雨果（即雨果夫人）之间的关系。不过，依着圣勃夫的话来说，这也是“旁支末节”。乃至真到了“圣勃夫”这一章，倒未见他有多少评价，往往只是拍案叫道“不错”（True！），最多加上一个“但是，你读圣勃夫还读得不够仔细”之类的评价。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钱锺书先生的法文是真的好，虽然有时也会多写一个字母拼错一个词，但法语的引文信手拈来，这还真不是一般的本事。例如在“马修∙阿诺德”这一章，钱锺书先生在柏莱尔引述的基础上，完整地抄录了法国古典主义评论家、哲学家拉布吕耶尔的《品格论》中的相关段落：“哪怕是拥有最为罕见的天赋，最杰出的优秀品质，如果在垂死之际，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对他的离去毫无感觉，发现人们都在等着替代他，他又如何能不觉得自己终究不过是个无用之人？”

    可以想象，拥有这样随手拈来的透彻的人，或许对自己随意写下的文字，也不会像我等庸人一般敝帚自珍。只是钱锺书先生可能没想到，固然天才去世，不乏等着替代之人，但所谓的替代之梦，最后也不过是妄想。否则，又如何解释，在不乏书、也不乏信息渠道的今天，不要说再也没有了钱先生这样的学者，便是钱先生这样有能力、又有趣味用“旁支末节”进行批注的读者，恐怕也是没有了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