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样的大学社，就有什么样的大学

    曾任哈佛大学出版社第三任社长的杜马·马龙是一位历史学家，因其著作《杰斐逊及其时代》而闻名，这部六卷本著作是在他离开哈佛社之后开始撰写的。那时的他已经几乎与哈佛社没有什么联系，他醉心于他的历史研究，当《杰斐逊及其时代》的第六卷于1981年出版，他已经89岁高龄。也是在第六卷出版之时，他收到了一封电报，那是他最为看重的讯息之一，电报中写道：“毫无疑问，您的大作托马斯·杰斐逊传最后一卷的出版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哈佛大学出版社向杰出的前社长致以热烈的祝贺。”

    我在读到《哈佛出版史》之前曾两次听到这个故事。第一次是在大约一年多以前，该书译者之一李兄广良刚刚译完此书之后不久，有一次我到上海，在交大校园小坐时他就提起这段电文；而在几周前，广良兄在电话那一头再一次提起。每次听广良兄提到这段电文，我都感动得想哭，但却一直都没记下故事主角的名字。直到这一次自己在书中读到，我终于记住了这个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时刻”的主角的名字。

    《哈佛出版史》的作者曾任职哈佛社13年，他显然也意识到自己身份的微妙，因此在一开始就小心翼翼地说，“但愿这能够帮助而不是阻碍我看到整个出版社的情况”。既有此意识，这也就意味他会在写作时多加些小心；不过，对于更多的读者来说，他的身份大概还为此书增加了不少吸引力，因为来自内部人士的大“瓜”总是分外香甜。其实在此书尚未读完时，我就已经发现我的这个想法的确没错，不过，在读完之后，我更想说的是那些大瓜之外的东西。

    此书出版于1986年。作者从第一台印刷机抵达美国的1638年开始，一直写到1972年罗森塔尔（此书正是作者在他的提议下开始写作的）被任命为社长时为止。用作者自己的说法，这部哈佛的故事围绕着三个主题：成就、奋斗和慷慨。的确没错。但我在读完此书后最想说的是两个关键词，它们也可以算是上述三个主题的具体呈现或最终指向：一是品质，大学的品质与大学社的品质密切相关，并且相互成全，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大学社就是大学品质的寒暑表，有什么样的大学社，就有什么样的大学；二是“学术＋”（Scholarshipplus），将学术成果带给更广泛的公众，而非仅仅在学者的小圈子里转来转去。

    早在第一任社长莱恩治下，哈佛社即确立了“通过广泛发行全世界最重要学者的作品来推动知识进步”的目标，这不仅在1913年的出版社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纪要中有明确的表述，也写进了哈佛大学出版社目录。在哈佛社此后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这一理念一直是最核心的内容，不过在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的掌门人那里也经历着不同的发展与变化。而在百余年间数位社长之中，最吸引我的一位是哈佛社的第三任社长杜马·马龙，虽然他在出版方面的成就可能比不过再后一任的威尔逊。即使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他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学者型的掌门人；同时，作为大学社社长，他对大学社的性质和功能以及学者与公众之关系有着深刻的思考。

    在大多数人的刻板印象中，学者思考问题的方式往往带着浓厚的书呆子气。但马龙不是。当然，他依然延续了哈佛社从创立之初即确立的以出版高水平学术著作为追求而不以有利可图为目标的出版理念，但对于学术出版，他有更深一层的思考。在执掌哈佛社之初，马龙就对大学社以及他自己的使命有着清楚的认识，即他是一位“学问的中间人”，而出版社则不仅是为了将科研成果从一位学者传递给另外一位学者而存在，更应当成为“所有学者群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桥梁”。在他看来，如果被学位论文和其他“二流专著”所淹没，任何出版社都无法履行其更重要的职能；而大学社所要出版的，除了一流的学术作品，他更希望是通过大学社的工作，使学术走向更广泛的公众群体，他所谓之“学术＋”也正基于这一设想，即“鼓励出版解读学术并向更广泛的读者展示学术成果的书，不管这些书是大还是小”，因为重要的发现和理念“应该与任何有能力理解的人分享”。

    在今天很多人看来，与公众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是一项小儿科的事，它意味着要自降身段。但马龙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的理念中，这“不是对学问的贬低，而是在公众的真知灼见面前，对学术的解读和更有效的表达”；并且这些与公众分享学术成果的作品也“不是不够学术的书，而是比学术多点什么的作品”。将学术带给更广泛的读者，出比学术多点什么的作品，对于这一理念，我虽然感觉颇受启发，但显然并没有在大学社供职十余年的广良兄那么深的感触。与广良兄说起时，他说：“‘学术＋’可能是未来学术图书能够取得自己的发展空间、甚至大发展的关键突破点所在。学术图书如果只是学术成果的堆栈，永远拼不过论文，拼不过期刊。如果不走‘学术＋’的路，学术图书可能只是死亡在即。”

    马龙执掌哈佛社七年半，他和其团队也正是他的出版理念的最忠实执行者。马龙治下的哈佛社的确将学术成果带给了更广泛的读者，其中尤以两本关于哲学和艺术的书为代表，不仅在彼时有着10万＋的销量，而且一直到1980年代依然卖得很好。但是战时的种种变动给了哈佛社巨大的冲击，虽然哈佛社出好书的名声一直都在持续提升，但出版社的财务状况也因战争而恶化。不过，大概财务的恶化只是导致校方与马龙之间最终分道扬镳的引线，而点燃引线的则是作为哈佛社社长的马龙与哈佛大学校长的分歧，或者说二者对大学社性质的认识差异。马龙最终选择了离开，但他的理念和做法在他离开后得到延续与拓展。在第四任社长斯凯夫治下，任教于哈佛的佩里起草的一份备忘录成为大学出版史上的经典宣言，它明确了大学社所要出版的不仅包括新的学术作品，而且包括服务于公共教育的图书。对于“大学为什么应该自己做出版”这样的问题，这份备忘录的回答可谓掷地有声：因为大学有其独特的出版资源，最重要的是，大学“手上持有学术诚信和精确性的印章”，它的名字本身就是“品质证明”。可能今天的很多大学社从未意识到这一点：大学社就是大学品质的寒暑表，有什么样的大学社，就有什么样的大学。

    这一阐释在1960年的《双螺旋》出版风波中得到了一个特别精彩的注脚：沃森撰写的《双螺旋》已有意向在哈佛社出版，但沃森的合作者克里克和威尔金斯都表示反对，认为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并且因此给哈佛社和哈佛校长都发了律师信。但当此书最终在另一家出版社出版时，诉讼并未发生。作者对此评论说，“显然，克里克的强烈愿望并不是彻底阻止出版，而是阻止由一所伟大的大学的声誉做背书的出版”。

    说到译者之一广良兄，我一直心存歉疚，用广良兄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会去出版社工作完全是被我忽悠的。原本我也几乎要在毕业后进入出版社，最终却在各种思量之后决定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抽身而去。不过就在几周前，我听说广良兄即将高就，进入一家国际出版公司大展拳脚。这个消息让我的歉疚感降到了最小，因为毕竟，当初我给他描绘的那些关于出版事业大有前途的图景看来正在实现。作为一位在大学社从业十数年的学者型总编，广良兄选中此书翻译，最终以此译笔古雅的译本示人，并在“译后记”中写下了他对大学出版的本质的不断追问与思考，这也算是对他此前职业生涯的一个最好总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