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故宫这本书，六百年也读不完

    “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

    2020年故宫迎来600年诞辰，与故宫有着地缘、情缘和学缘的历史学家阎崇年，一年之内推出三部四本关于故宫的著作。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大故宫”之后，应喜马拉雅邀约，阎崇年在网络音频平台讲故宫，在整整一年的准备过程中，五易其稿，最近文稿由华文出版社出版。

    探秘故宫，了解六百年来故宫里的那些人和事，阎崇年写故宫，讲究的是史出有据，言之确凿，突出的是正说历史。在《故宫六百年》中，他钩沉史料、纵观横览，探究故宫建筑的玄妙，剖析故宫藏品的奥秘，分别讲述明代故宫、清代故宫、民国故宫和新中国故宫四个时期的历史，再现了故宫六百年的风云变幻。

    中华读书报：今年是故宫建成六百年，各种与故宫有关的图书扎堆，甚至还有和您的书同名的《故宫六百年》出版。您关于故宫的著作大概有多少种？和同类图书相比，有何特点或不同的价值？

    阎崇年：2012年出版《大故宫》以来，八年的时间，我写了故宫系列八本书，包括《大故宫》（三册）、《御窑千年》《故宫六百年》（上下）、《大故宫六百年风云史》和《故宫疑案》。这八本书各有不同，互为补充。三本《大故宫》主要以故宫的建筑格局为线索，从横向来写故宫；《故宫六百年》则以时间为顺序，从明初永乐建故宫一直到现在六百年，从纵向来写故宫。读者可以通过这两个不同的视角，纵横交叉，相互补充，立体地去了解故宫。《故宫六百年》和《大故宫》可以称为姊妹篇。

    有读者问，《故宫六百年》和《大故宫六百年风云史》是怎么回事？《故宫六百年》是我最初给喜马拉雅写的讲稿，基本上是按照《百家讲坛》的要求写的，一共一百讲，每一讲大概有五千字，分作三个小标题，有些引文标明出处，学术性比较强。这个稿子交给了华文出版社，就是《故宫六百年》。后来，我又按照喜马拉雅的要求，在这一稿的基础上，重新改写出讲稿，还是一百讲，但内容大为精简，文字则更加通俗口语，课程的标题接受喜马拉雅编辑的建议，定为《大故宫六百年风云史》，每一讲的标题也都做了新的设计。这部喜马拉雅课程的讲稿，后来交青岛出版社出版。

    写故宫的书，大多是故宫人写故宫，作者都是专家，对自己的研究领域比较熟悉，讲述也比较具体。我写故宫，是把故宫的建筑、器物、档案、人物等综合起来，纳入一个体系来研究和写作，这是历史学的特点。我写的故宫，是“大故宫”，不仅写故宫和故宫博物院，还有写故宫的外延，包括与故宫相关的名城宫殿、坛庙寺观、皇家园林、行宫陵寝，以及沈阳故宫博物院、避暑山庄、木兰围场，明中都和明南京相关历史遗迹等，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物南迁的珍品等，原明清内府管理的范围，大体都涵盖在大故宫系列之内。

    中华读书报：《故宫疑案》的切入点非常巧妙，围绕清代故宫的秘事和疑案展开，比如：嘉庆帝在位期间发生的故宫行刺案、光绪皇帝的死因等。这些疑案秘事，各家说法，扑朔迷离。您是如何做到尽量解开疑案还原历史真相的？

    阎崇年：这些年我跑了很多地方，所到之处被问到遇到很多有共同性的问题：顺治出家了吗？老百姓问，和尚也问；孝庄下嫁了没有？男人问，女人也问。故宫疑案多，时间跨度大，从明朝永乐年间一直到民国初年，人们也比较感兴趣。疫情期间，我想起把原来关于故宫疑案的稿子，重新梳理，修订补充，一共选了二十八个题目，罗列各种说法，考证诸说来源，分析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为读者展现疑案的面貌，剥茧抽丝，辨伪存真，但并不会妄自做出结论，而是提供读者思考判断。解码故宫疑案，并不是为了猎奇，而是提供一种历史辩证的思路和方法，并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原貌。

    中华读书报：从《正说清朝十二帝》开始，后来的《中国古都北京》《大故宫》，包括眼下的《故宫六百年》，我发现您最大的特点是专注和深情。您对历史有感情，对读者有感情，对所讲述的人物、藏品甚至建筑都满怀深情。

    阎崇年：我研究明清史，天天看档案、文献、书画，看多了，这些枯燥的史料就活了。就像看郑板桥画的竹，看多了这竹子就仿佛能够随风摇曳。有时候我们听戏，听了以后觉得特别受感动，贾宝玉哭灵，我们的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百家讲坛也好，喜马拉雅也好，既要以情动人，还要以理动人。做到这两个动人不大容易。我把故宫的器物不单看成“物”，更是凝聚人类智慧和血汗的精神杰作，万物皆有灵气，就融入情感在里面；齐白石画的虾，看多后也活了；王羲之的《兰亭序》，单是看着都让人心灵感动。

    去故宫次数多了，我对一草一木都有感情。比如每次看太和殿的庑殿顶，殿顶两侧面是一整片斜坡，这种殿顶特别难做，太雄伟、太壮观、也太震撼了，这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古罗马也有斗兽场、万神殿等恢弘建筑，可是大多是历史残迹，而故宫则是一个完整的建筑群。法国的卢浮宫面积不到故宫的1/4，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冬宫面积仅相当于故宫的1/9，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扩建后面积也不及故宫的一半。当今世界，就其占地面积之广阔，历史传承之悠久，建筑组群之雄伟，珍藏文物之丰富，故宫都无与伦比，而只有伟大的中华，伟大的历史，伟大的文化，伟大的智慧，才会有伟大的故宫。

    中华读书报：与学术著作相比，那些有关清史的戏说剧、穿越剧更夺人眼球。您会关注那些作品吗？类似《甄嬛传》《如懿传》等的热播，宫斗的凶残和尔虞我诈，让人触目惊心。《故宫六百年》中也涉及宫斗，但是您写得节制、客观，留给读者更大的想象空间。

    阎崇年：比如刚才说到的张氏，历史记载的材料少，我就把各方面的材料集中出来，是根据史料的描述和分析，不是凭空虚构。历史学有严格的界线，要言之有据，不能无中生有。

    比如御医给妃子看病，不可能一个人进后宫。妃子只能通过太监宫女报告病情诊断拿药，重病时御医也不能用手直接把脉，而且必须两位御医同行，相互监督，还有主管的太监、宫女，至少六七个人组成“医疗小组”。

    《甄嬛传》中雍正帝的妃子甄嬛和果郡王有了私生子，这绝无可能。历史上确实有果郡王，名字叫允礼，是康熙帝第十七子，比雍正小19岁。允礼没有儿子，雍正帝死后其第三子弘曕过继给允礼，但这不可能是允礼与雍正妃嫔的私生子。清代宫规森严，王爷和妃子很难见面，就算参加宴会也是男女分别举行。皇帝宴请王公大臣是没有女眷的，皇后宴请公主福晋也是没有王公大臣的。不仅这样，就连皇帝和先皇帝的太后、太妃、太嫔们，除生身母亲外，也是见不到面的，必须男女双方年龄都超过50岁以后才可能见面。电视剧属于艺术范畴，是艺术创作的作品，不可以当作历史来学习。当然，艺术创作，太离谱了也会成为笑柄。

    中华读书报：面对大众读者，肯定要有故事和细节才能吸引读者，但是您又是严谨的学者，如何把握真实和虚构的关系？

    阎崇年：史学的特点是真实，艺术的特点是虚构。艺术家画的山，是想象的山；而史学家眼里的山则是真实的，泰山就是泰山，华山就是华山。历史学拒绝虚构，力求恢复人和物的历史真实。

    中华读书报：为了确定一些史实，您经常实地踏察，比如对于康熙行宫的确定，雍正帝从出家门到办公室的门距离多少，坤宁宫煮肉的大锅直径多长、多深，您都亲自带着尺子去测量。对于这些具体的实践工作，您是秉持怎样的学术理念？

    阎崇年：我学历史，一入门就有规矩，其中一条是历史要求真求实，还要辨伪。历史学不能“大约”。比如雍正皇帝为什么不在乾清宫上班，而是搬到养心殿？当然原因很多，其中我提出一种解释：雍正帝这个人比较讲究实效，讲究办事效率。从乾清宫到乾清门上朝御门听政，距离89.5米，按规矩还不能坐轿子。要是到冬天还可能有大风雪，也不是很安全。他搬到养心殿，把前殿和寝宫连为一体，就既方便又很近。能近到什么程度？我就去亲自量，养心殿前殿是办公之所，后殿是寝宫，寝宫到前殿，有人说是10米多，我实测的数字是1.8米。雍正皇帝出了他寝宫的前门，到前殿的后门，两个门之间距离是1.8米。而且当中是个连廊，上面有个顶子，刮风下雨也无碍。坤宁宫煮肉的大锅直径、锅深，也是我蹲在锅台边上量出的数据。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研读史料和实地踏查相结合，数十年来我多次进入故宫考察，为研究故宫不仅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而且往往能启发新的思路。

    中华读书报：从《大故宫》到《故宫六百年》，您在反复的讲述和书写中，对故宫的了解有没有变化？《故宫六百年》中有没有颠覆性的观点或评价？

    阎崇年：当然有变化。同样一条史料，读三遍后理解就不一样了。比如明朝孙承宗这个人物，以前我多次写过、讲过，这次在《故宫六百年》中，我又写了孙承宗的一个小故事，帮助我们更加立体地了解孙承宗这个人物。明万历朝有一件梃击案，牵扯到万历帝、郑贵妃、皇太子、太监庞保和刘成等四个方面的关系，不易摆平，难于处理。大学士吴道南谘问编修孙承宗，孙答：“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大学士吴道南颇受启发，对这件事最后的处理比较妥当。孙承宗的这几句话我看过多遍，但当时没特别注意。这次看到，仔细琢磨，涵蕴智慧。这个情节，表现了孙承宗谙于官场之道，深谋远虑的素养，是他日后官拜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建功立业的一个基础。

    还有一个例子，万历皇帝晚年有个人叫雒于仁，冒死上了一道奏疏说万历帝酒色财气兼具。万历皇帝很生气，就把宰相申时行叫去，把奏疏交给他，要从严处理。申时行既不能驳圣旨，也不能简单处置雒于仁，怎么妥善处理？申时行说：如果从严处理，就要把奏章公开，这对圣上不好；“此本既不可发出，亦无他法处之。还望皇上宽宥，容臣等传语本寺堂官，使之去任可也。”万历帝听后点头。数日之后，万历皇帝“天颜稍和”，申时行安排雒于仁借病回乡，遂斥为民。这都是新的材料，对于今天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也有借鉴意义。

    中华读书报：从中央电视台到网络音频平台，您在学术普及方面堪称表率。有在《百家讲坛》的经验，在喜马拉雅讲故宫，是否游刃有余？在讲述内容和技巧上有调整吗？听众反馈如何？您如何看待新媒体平台对于学术普及的重要性？无论是网络还是音频，您讲故宫的传播力量都很大。能谈谈您在学术普及方面的宝贵经验吗？

    阎崇年：故宫文化元素琳琅满目，其核心因素，主要有三个：其一是建筑。其二，是藏品。其三，是人物。这里的人物指的是宫廷建筑的设计者、建造者、使用者、守护者，从帝王将相到太监宫女，从文化精英到外域使臣，从各色工匠到各教僧侣，都离不开故宫建筑的舞台、场景。这里的人物还指的是故宫藏品的制造者、使用者、欣赏者、收藏者。可以说，自北京故宫建成六百年来，中国几乎所有的名人，都同北京、同故宫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我们要把故宫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教科书，这部中国传统文化百科全书型的教科书，不只是一年读不完，六百年到现在也读不完，了解了故宫600年风云史后，您可以从一个皇朝的兴衰经验中，看到对自己人生的某些借鉴意义。比如王阳明。他被午门廷杖后，流放到贵州龙场驿。在恶劣环境里，王阳明龙场悟道，创立“阳明心学”，直到面临死亡，仍然“此心光明”。我去过龙场三次，那里真是太苦了，我看了很受启发，越是艰苦的条件越能磨炼一个人的意志。再比如高考，大家都很关注。文震孟是明朝官员和书法家，曾经九次落榜，古代三年一考，九次就是二十七年，真是毅力惊人。第十次，49岁的文震孟高中状元。还有书法家蒋衡，落榜后专习书法，后在扬州琼花观，“键户十二年”，书写《十三经》。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将蒋衡手书进献给乾隆帝，乾隆帝后来谕旨将蒋衡手书为底本刻碑，一共190块碑，名《乾隆石经》，现藏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成为国宝文物、世界文化遗产。

    这些年来，我以四种形式，就是电视、广播、网络、图书，展示故宫内涵和外在之美。除了写书，其他的方式都是尝试，我比较愿意尝试新鲜事物。当然，每一种方式，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和外在的要求，所以我是活到老，学到老。我体会，万变不离其宗，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传播历史知识，都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先让自己明白，然后再设法让别人明白。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肯定是不可能的。

    《百家讲坛》的难度，是每期45分钟的专题，不能念稿，引文必须背下来，把内容完全融化在心里，高山流水一泻千里，不能错一字，还要有逻辑性；在喜马拉雅讲，没有画面、没有照片、没有配乐，全靠讲，要把建筑讲得内容明白，还得让观众听明白。这是个比较大众化的栏目，要把专业的学术词汇、知识，通俗成大众能够听懂、且易于接受、还准确无误的内容。当时选择接受讲座邀请，是因为我比较愿意尝试新鲜事物。

    中华读书报：您去了上千次故宫，很想知道，您在故宫待着，读书、研究或是行走，是怎样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对于您研究故宫有怎样的帮助？了解故宫的前生今世，对于学界、对于当下、对于普通大众，有怎样的意义？

    阎崇年：我每一次去故宫，都怀着虔敬之心，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从那里可以学知识、润品德、长智慧。还可以提振自己的信心、动力和勇气。再现故宫六百年的风云变幻时，我想起了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的话：“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当下全民一个大的任务就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了解故宫六百年的历史，可以从中寻找实现中国梦的动力和经验、借鉴和教训，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