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容：被遗忘的历史学家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史学家是最富充实光辉的群体之一。他们以自己的学识与人格，推进史学创新，践行史学精神。这其中，有一类史学家的经历颇为特殊。他们既授课于中学，又传道于大学。在栖身中学与大学之间，一方面孜孜于普及历史知识，一方面又致力于史学研究，在历史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津梁作用。史学家孙正容先生就是其中的重要一位。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声名渐被淹没，急需今日发掘、表彰。

    孙正容（1908—1985），浙江瑞安人，原名庆加，字端庼，因仰慕晚清乡贤大儒孙诒让（字仲容），遂改名正容。早年就读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1926年考入中央大学史学系。当时的中央大学史学系名师云集，他受业于柳诒征、陈汉章、雷海宗、吴梅、汪辟疆、陈训慈等人门下，刻苦攻读，学业大进。在大学期间，就撰写了《三皇五帝传说由来之蠡测》，针对当时“古史辨”派讨论三皇五帝的传说，提出自己的见解。大学毕业后，他先后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1938年杭州沦陷，他随杭高迁到丽水碧湖，在省立临中、联高任教，还一度兼任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讲师。1941年至1942年，又先后担任省临中三部主任、浙东第一联中校长，率领来自沦陷区的流亡师生，辗转于浙南、浙西的崇山峻岭之中坚持教育事业。1943年初至1946年夏，他应邀前往国立中正大学、暨南大学、国立英士大学任教。

    在这二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孙先生并未遗忘学术研究，而是努力思考历史学这一学科的意义与价值。所刊发的论文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历史知识的教育与普及。因有任职中学的经历，他更加洞悉历史学对培养高中生人品的重要意义，撰写了《中等学校历史教学漫谈》《怎样做历史科的笔记——笔记的功效及其作法》等文章介绍历史学的功能、价值，以及指导如何学习历史等建议。1937年前后，他还结合教学实践，编著了《高中本国史》三册，由世界书局出版。该书再版十余次，成为当时全国最畅销的历史教科书之一。二是专门的学术研究。1935年至1936年，他先后在《文澜学报》发表《南宋临安都市生活考》及《清咸同间购轮还轮事件始末记》，在浙江史学会会刊发表《唐虞让国之社会学解释》《本国史时期划分的研究》等论文。其中《南宋临安都市生活考》，就南宋临安城的位置、人口、食货、市政、街坊、教育、娱乐、风俗、宫廷等九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堪称宋史研究之力作。

    孙先生当时所处的这二十年，正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到全面侵华的时期，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孙先生的教学与研究也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深深渗透了经世救国的精神。他一方面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精神，但又积极呼吁发挥历史的道德作用，称：“历史教师仅仅于教材中偏重上列二种标准，于科学的纪律上，于道德的义务上，可均告无咎，否则将要被讥为‘麻木不仁’的冷血动物了。”因此他特别强调梳理本国的光辉历史，并宣传历史上的忠义人物，进而发扬民族精神，以恢复民族自信心。

    在全国抗战期间，他还以历史演化论的观点来诠证中国抗战必胜的理念。他驳斥亡国论的论调近于杞人忧天，在他看来，历史演化的方向是前进的，但往往成波浪形或迂回曲折的螺旋形。他根据历史发展轨迹，推演出社会演变的规律形式，论证抗战最后必属于中国，与当时众多的爱国学人一致，共同为抗战胜利作理论上的论证，增强民众的爱国信心。

    新中国成立后，孙先生从瑞安回到杭州，执教于杭州师范专科学校（浙师大前身），其所关注的问题也由中学历史教学转向对中国历史宏观的探讨。1956年初，全国历史学界正展开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热烈讨论。孙先生基本同意胡绳的分期标准和三次革命运动高涨的说法，但不同意他的七个时期的划分法。他认为近代史分期问题是一种社会形态内部的分期，因此不能着眼在生产方式的根本变化，而应该注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变化，一切分期的断限，都要以能反映这种变化而服务。否则，只是任意割裂历史，不能达到分期的要求。因此，他建议具体考察分期时，应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的总线索，找出它的转变关键来进行分期。因此，他主张中国近代史划分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1840—1864)、形成(1864—1901)、加深(1901—1912)、动摇(1912—1919)四个时期。这是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一篇力作，分析鞭辟入里，成一家之言，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此文主要观点被摘录发表于《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学术界日渐步入正轨。孙先生也于1980年初重回浙江师院担任历史系主任。文革后的史学界，对先前意识形态下的理论之争感到厌倦，转而提倡实证之风。孙先生也一改文革前的史学风格，日益重视对史料的整理、辩证。如他强调：“史料是历史长河中客观现实的零散迹象和记录，它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历史作为科学的价值，引用时不可不慎”。在最后的五年时光中，他除了参加日常的教研活动外，将心血全倾注在多卷本《新明纪》的编写上。此书计划写二百万字，旨在以编年的形式，通过重新梳理、考辨史料，还原有明一代的历史大事。可惜只完成《朱元璋系年要录》和《建文永乐纪年》。在这两书中，他都从历史文献入手，摈弃先入为主的预设，从而提出了众多实事求是而有卓识的见解。

    如关于朱元璋为何参军的讨论，有学者认为“从朱元璋在反元斗争中的表现来看，他对农民的起义斗争并没有作出什么贡献”，孙先生则认为，这一论断似乎高估了一切农民起义军的抱负和历史作用。他从历史史实出发，强调朱元璋在起事前，既没有像刘邦所说“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贪婪奢望，也没有像后辈李自成所说“大丈夫当横行天下”那样的英雄气概。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完全是因为生计所迫，以求自活的目的。

    又如文革中之所以将朱元璋由农民起义军领袖蜕变为地主阶级总代表，归咎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他的腐蚀，孙先生亦从具体历史和文献切入，认为在攻克金陵以及开国后，朱元璋注意网罗人才，大量擢用儒臣。朱元璋对这些文士的态度，初期较为诚恳，到了后来逐渐疑惧、凌辱甚至谋害。孙先生总结朱元璋：“承认知识分子对朱元璋的思想有过影响，但是有很大的限度。他之所以由农民起义军领袖转变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有他自身必然的发展道路，知识分子只不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朱元璋系年要录》竣稿后，就得到周谷城、夏鼐、谭其骧、余鸿业等文史学家的高度赞赏，王驾吾先生还亲自题签书名。此书出版后很快享誉学界，并深受国际明史学界的好评。《剑桥中国明代史》评价此书：“从范围广大的传统资料中收集必要的材料，涉及明朝奠基者的一生，此外还有编者的考证和史评。……这是一部有用的书，特别因为它在对有争论的事实问题作出仔细判断的同时，叙述了有关的历史，这是黄云眉的考证没有企图做的事。即使这两部著作没有显示传统的高标准考据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也显示出它的联系性”。

    更可贵的是，孙先生的考证并非只停驻于史料之间的辩析，而是能够寻绎史料背后的动机，从社会史角度探讨史料的生成过程。这在《建文纪年》一书中，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如关于建文帝是否自焚还是逃亡之谜，他认为“如果没有新的材料发现，要想作出定论是困难的，而且也不必要。民间各种传说的产生，是当时社会一部分人心理的反映”。他梳理了从官方文献《正统实录》到高岱、王鏊、郑晓、陆树声等私家著述对建文出亡的建构，从而判断越到后来，关于建文帝逃亡的记载愈加详细。对于钱谦益驳斥《致身录》《从亡随笔》为伪书，又为由这两部伪书编撰而成的《建文年谱》作序，称赞其是“本天咫，述民彝，备国故，搜遗忠”的作品，孙先生指出钱氏的行为明显前后矛盾。他深入考察此书当时的著述语境，认为赵士喆撰《建文年谱》是深抱亡国之痛，借朱允炆从亡诸臣的事，正是对当时明亡士大夫变节的谴责。至于钱谦益的矛盾行为，孙先生又从当时钱氏的立身处境入手，认为钱氏投降清朝并不得意，一度受黄毓祺案牵连，几乎丧命。而为《年谱》作序时，钱氏正赋闲家居，自认“濒死不死，偷生得生”，“天地之间不祥人”，表现出矛盾的复杂心态。孙先生的这一视角与角度，能跳出纯粹考辨建文是逃是焚的无休止的争论，从历史书写的思路展开更立体，也更具有说服力。

    纵观孙先生的一生，其个人学术始终与时代主题、民族命运互为脉动，既深深烙有社会变革的印辙，又以自己的研究与教学推动史学的发展事业。在践行史学家的职责与道德的过程中，映射着百年中国学人的精神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