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未来：如何阅读日本的历史？

    一

    为什么要读日本史，这并不是有意义的问题。培根“读史使人明智”的隽语为读史提供了功利主义的下限，而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高远目标则为这种精神活动设定了人们的智慧可抵达的上限。不过，这些说法有迷惑性：司马迁的历史认识格调太高，似乎遥不可及，而培根所言的下限又显得卑近，让人觉得唾手可得。但事实并非如此。

    问题的要害其实在于如何读史。我们的阅读过程通常由问题意识所驱动，这一点在日本史阅读上体现得尤其显著。对中日两国历史上曾有过的“同文同种”关系的潜在认知与想象，是一种激发我们阅读日本历史的心理能量，但却并不保证我们可以借此“明智”。如何读日本史，读者各自的问题意识——既包括直白的功利意图，也包括隐微的心理动机——实则决定了各自获得的认知的成色，自然无法一概而论。

    兹举一例。麦克莱恩在《日本史》的结尾留下了这样一句评论：“历史本身告诉我们，时间的流动也会遭遇瀑布和间断，因此把过去和现在割裂，使未来总是无法预测。”一般而言，通史通常给人以强烈的时间流的连续性，读者会从中获得一种观看历史剧的愉悦感。麦克莱恩的这句话让我们感到错愕；在历史叙述即将结束时，作者仿佛动用了禅宗的教学方法，以棒喝的方式突然间将我们思考逻辑的前提拆掉，让我们有瞬间踏空之感。

    但我们的疑虑旋即又转化为感叹：这句突如其来的说法仿佛是为当下而写的一般，因为时间的“间断”并不是这位历史学家彼时的认知与洞察，而是我们此刻遭遇的真实情境——2020年1月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引发的灾难，给世界各地的时间流动按下了暂停键。我们所熟悉的昨日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全新的体验让人们开始了重估价值与重建心灵的历程。

    不过，当麦克莱恩说“未来总是无法预测”时，他并不是要自我消解历史撰写与历史阅读的意义。其字里行间的意思仍然取决于我们如何阅读历史。在当下这个时间停止的历史节点，为了理解事件的意义和寻求未来的确定性，我们只能转向历史。换言之，历史在本质上是我们重建心灵秩序的方法；实证主义史学的成功与功利主义阅读在现时代的胜利，联手遮蔽了人们对历史事物的认知。

    这并不是对本书的批评。作为一部通史，麦克莱恩的历史叙事可谓中规中矩：他在有限的篇幅内给读者提供了最大量的历史事实，以求还原历史的真相。不错，追求历史的真相，这是所有历史学家都心照不宣的目标。作者在本书历史叙事的多数时刻不动声色，让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在近代以来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舞台上纷纷登场，让他们共同绘制近代日本惊醒、奋斗、失败，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崛起的历史画卷。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是一部出色的通史。

    二

    不过，如前所述，中国读者注定不会满足于对日本历史知识的了解。这并非因为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提供的事实都注定是不完全的，而是因为我们对“日本”通常都有一种额外的情感负担：我们要在日本史中寻找自己的身影，寻求自我确证。这种心理机制在我们阅读小说时通常会显露无疑：带入和移情左右着我们的感受和认知。

    因此，历史学家们给我们提供的历史“事实”并不如它们所显现的那样客观；事实并非不言自明，而是我们事先已经存在的某种心智结构——某种认知和理解的框架——让“事实”得到了认知，我们由此获得阅读的愉悦与意义。在这个“意义”设定的认知格局下，1853年7月8日美国佩里舰队制造的“黑船来航”事件，就不再仅仅是美国逼迫日本开国的历史关口，而是东亚世界史与文明史的一个节点——它直接激活了江户封建体制孕育的精神能量，将日本从此前近乎隐士之国的状态强行拉到了由近代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的世界大舞台。奉实证主义为圭臬的现代历史学家不愿或者无法提供超越事实的认知，而后者才是我们的历史之眼所要紧盯的地方。

    在这个认知格局下，明治维新也不再是不平的下级武士发动的“下克上”的革命或叛乱行为，而是“志士”在天下国家的华夏文明体系中自我确证、自我实现的政治行动。很多历史学家习惯于为明治维新的成功寻找制度的、经济的、社会的要因，这本身无可厚非；这些以客观标榜的要素就像舞台上的道具一样，虽然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的现场，但还是无法让我们看到戏剧的主角——他们还未登场。以所谓的客观条件解释所谓的主体行动，无疑是将这些人物等同于那些舞台道具的傀儡，很多历史叙事对此都浑然不觉。

    我们只有理解了人们的行为方式，才能获得超越朴素的客观事实的历史认知与洞察。历史的真相，实则取决于人们的心智结构。现代主义的历史学家往往不能或者不愿指出这一点，这倒成了我们判断历史叙事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作者在何种程度上能将读者带到历史的现场，感受到舞台上演员的呼吸与心跳。在这一点上，麦克莱恩的历史叙事往往有出彩之处。

    我们再看一个事例。在1941年9月6日召开的一次以是否对美国开战为主题的御前会议上，昭和天皇自知自己将在其中扮演性命攸关的角色。这时，作者让天皇登场了，但天皇只是朗诵了他的祖父明治天皇写的一首诗：“四海之内，皆兄弟；当今世界，为何浪涌风急？”此刻舞台上的其他角色，即首相、外相、陆相、海相等要人，自然瞬间就捕获到来自历史的讯息，从而获得了驱动他们行动的心理能量。

    明治天皇汉学教养极为丰富，对儒家孔门弟子语录耳熟能详，深知华夏文明之真谛。1894年，当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这些政治家们决定对华开战时，史载他因有不忍向文化父母之邦干戈相向的感受，内心颇为踌躇。但这个感受随即让位于纯粹的政治判断——为了这场必胜的战争，日本上下已经准备了十年。19世纪末，荒谬的人种主义与险恶的生存空间理论开始大流行，就如同病毒一样，将人们隔离开来。战争爆发后，明治天皇到广岛前线设置行营，国民舆论为之一变。这些活在人们记忆中的历史，构成了人们心智结构的一部分。至于1894年中日两国战列舰数量的对比、两国在朝鲜半岛上的积怨、英法德俄等西方列强的立场等，它们只是历史学家们关注的事实。

    从1853年7月“黑船来航”开始，到1941年9月日本被迫选择是否对美国开战，日本政治家在东亚世界史舞台上演的剧本其实早已经大白于天下。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发布《终战诏书》，为近代日本历史时间的流动按下了暂停键，这一剧本方才戛然而止。

    那么，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或者说，人们是否可以预测未来？其实，问题的答案在本质上依然取决于读者的心智结构。晋人索靖预见洛阳宫门铜驼于荆棘丛中，因他对随后即将展开的历史画卷已经心如明镜；历史学家陈寅恪一再咏叹“读史早知今日事”，对东亚世界史大舞台上的变局早已洞若观火。

    我们只能在如下的意义上理解麦克莱恩“未来总是不可预测”这句断语的含义：作为一位现代的历史学家，尤其是一位通史作者，他有义务在读者面前保持矜持；至于如何阅读这部日本史，那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但他一定非常清楚：人们与书中多少历史事实发生了心灵上的共振，又在多少历史事实面前完全无感，这些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对历史事实的认知、理解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