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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7月22日 星期三

    《上海教育史》: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历史的缩影

    田正平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7月22日   10 版)

        《上海教育史》(4册),杜成宪总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9月第一版,498.00元

        19世纪60年代以来,上海新式教育产生、发展、成长的历史,就是中国教育调适、转型、变迁和重构的历史的缩影;一个半世纪以来,在中国这块古老大地上传统教育变革中许多现代因素,首先是在上海这方热土上孕育、萌发并扩散、影响到全国各地的。在国家和政府特别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别强调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的形势下,四卷本的皇皇巨著《上海教育史》的出版,有着特殊的意义。

        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从20世纪初诞生以来历经百年,几代学者曾经编撰出版过数十部有影响的各类通史和断代史、专题史著作;也有一些零星的地方文化教育史的论文发表,但是,很少见到有影响的地方或区域教育史志专著面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在我的印象中,地方教育史志的编纂,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起步的。三十多年来,这一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百十种有较高质量的地方教育史先后出版,更多数量的地方教育史正在撰写之中。四卷本《上海教育史》的编纂出版,可以说是地方教育史志研究编写百花园中一株根深叶茂的奇葩。我浏览这部著作之后的初步印象有这么几点:

        第一,该书第一次完整地呈现了上海地区从古代至当代数千年来教育发展的历史。尽管从全书结构上看,古代部分仅用了一章的篇幅,但是,相对于已经出版的有关著述,特别是考虑到这一地区古代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应该说,作者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对于上海地区的教育史研究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第二,该书把近代以来上海教育发展的特点和贡献概括为中国教育探索和改革的先行者、现代教育思想的策源地、中外教育交流的窗口、现代教育的领跑者,并把这一思想贯穿于全书,我觉得这一概括是准确和科学的。事实上,从1863年上海广方言馆的设立、到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的从上海走出国门;从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一批教会翻译机构的创办,到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成立;正蒙书院、格致书院、南洋公学、经正女学、中国教育会、教育世界、江苏教育总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这一串串闪闪发光名字的背后,都有讲不完的故事。这些名字早已超越时空,与其说它们是上海地区新式教育的地标,毋宁说是整个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标志更为妥帖。

        第三,该书在总体框架设计上也颇费匠心。全书四卷计32章,古代部分1章,晚清8章,民国时期6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共17章。这样一种安排既体现了上海教育本身发展的历史轨迹,更符合上海教育在全国教育这盘大棋中的实际地位。具体各卷的章节安排上,在总体上以时间顺序为纵向轴的前提下,大多卷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讨论宏观问题,下篇按专题展开,布局结构以如何更好地呈现主题为原则,不强求一律。此外,在各卷展开的过程中,较好地处理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即既要把不同时期上海教育发展的方方面面呈现给读者,力求体现通史性著述的基本要求;同时,更要突出不同时期上海地区教育发展的特点、特色,在这方面把文章做足。这样一种纵横交叉、点面结合、分合适度的结构,是比较合理和科学的。

        第四,全书观点比较平实。撰写一部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信史,大量一手资料的挖掘、辨别和使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正如著名历史学家E.H.卡尔(E.H. Carr)所言:“事实就像在浩瀚的,有时也是深不可测的海洋中游泳的鱼;历史学家钓到什么样的事实……主要还是取决于历史学家喜欢在海岸的什么位置钓鱼,取决于他喜欢用什么样的钓鱼用具钓鱼——当然,这两个因素是由历史学家想捕捉什么样的鱼来决定的。”换言之,历史编纂者的历史观,对于历史著作的撰写而言,同样是重要的,因为历史观直接决定着编撰者对材料的取舍和使用。我就举一个例子。在浏览这部通史时,我特别翻阅了关于文革时期上海教育的描述。因为,在我们这一代亲身经历了文革的人的心目中,当时上海在全国的地位太重要了。我看到,作者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直接控制下,上海教育随政治风浪沉浮,时常成为风向标而影响全国。”这一表述说明,作者对文革期间上海教育的情况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即上海不是发挥了正面的带头作用,而是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正是在这一观点的指导下,书中比较实事求是地呈现了文革时期上海教育的实况。

        第五,一点建议。我们经常讲,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记述人的活动的。翻阅一下全书四卷的目录就会发现,关于上海地区从古代至当代的教育家,在书中出现较少且不是很均匀,这可能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我粗略地统计:第一卷(古代到1912年)以三级标题出现的教育家是7位,其中古代5位(宋代2位,明代3位),近代2位;第二卷(1912-1949)是13位;第三卷(1949-1976)2位(顾项英的生物教学,袁瑢的语文教学);第四卷(1976-2002)无。这样一种分布,我个人觉得从第一卷和第二卷来看,还是比较合理的,特别是第二卷(民国时期),入选13位,大多在一个层面,且具有全国性意义。而第三卷、第四卷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70年,上海教育界一共入选了两位,而且,这两位一位是搞生物教学,另一位是搞语文教学。但是,就我知道的一些上海地区当代教育家,应该远不止这两位。所以,我的一点建议即是,将来如果这部书有机会再版(相信会的),这方面是否可以做些补充和修订。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被国家认定的国家级重点学科。这部大作是该学科点几位主要学术骨干,历经多年辛勤劳动的一项重大成果。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上海教育史》必将在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发挥示范和幅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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