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上小学,读的语文课本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当时年纪小,不太注意谁编的教材,后来才意识到,自己的童年生活与精神成长竟然和一个出版机构有如此紧密的联系。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的儿孙两代,都是读着人教版教材长大的。如今人教社七十大寿,饮流怀源,受施勿忘,请接受我诚挚的感恩与祝贺。
五六十年代读人教版的学生,万万想不到,几十年后居然能参与这个出版社教材的编写,这工作一做就是十七年。
2003年1月,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的顾之川和顾振彪先生来找我,说打算编一套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希望我促成此事。虽然编教材在大学不算学术“业绩”,却是淑世之举,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又提出请袁行霈先生领衔主编,顾之川和我来做具体工作,当“执行主编”。我出面请了北大中文、哲学、新闻等院系十多位教授参与编写团队。他们中有陆俭明、何九盈、苏培成、曹文轩、陈平原、刘勇强、何怀宏等;还请了清华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和首师大文学院长吴思敬加盟。一批优秀的语文教师也鼎力参与。中语室更是热情高涨,全力以赴,顾之川、顾振彪、张厚感、熊江平等都曾参与编写、担任责编或者审稿。以前编教材主要靠出版社的内部运作,邀集社外这么多专家教授联袂戮力,大概是头一回。
记得在启动会上,我提出要“守正创新”,按照课标的精神来编写,内容与方法上推进改革,但不是颠覆,过去教材编写好的经验也应当吸收进来。要总结课改实践的得失,还要充分考虑大面积使用的可行性。从2003年启动,到2006年完成,编写团队先做大量的调查,认真学习新课标,研究中外母语教材的经验,然后拟定框架体例,选择课文,设计教学,充分发挥大家的才智,团结协作。不到3年,人教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语文教科书”就通过审查投入使用,其中必修5册,选修15种,既有“基本口粮”,又有自主学习选择的空间。我是很看重这套教材的,认为它的课文选得好,经典性可读性兼顾,读写教学的设计有许多创新,又稳妥实用。选修教材是个尝试,也深入浅出,各有特色。在几个版本激烈竞争的情况下,这套教材脱颖而出,获得广大师生的肯定。
十多年过去,我还常想起和人教社同仁一起编新课标高中语文的情形。封闭式工作,有时一住就七八天,虽然辛苦,却又充实并快乐。
后来又有第二次合作,编小学和初中语文统编教材,是教育部布置的任务。记得是2012年2月26日,教育部聘任我担任义务教育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主编。为何会选上我?可能因为此前我主持过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也因为人教社申报义教语文统编教材的方案时,推举我担任主编。后来教育部从全国遴选,就确定了让我来担纲。编写团队是由人教社主导的,邀请了社内外许多专家和一线教师,小学与初中两个组加起来有40多人。曹文轩、李吉林、崔峦、顾之川、张笑庸等分别担任小学与初中的主编,陈先云、王本华任“执行主编”。人教社参与编写团队的主要有:徐轶、朱于国、郑宇、何源、刘真福、李世中等。人教社小语和中语两个编辑室在这套教材编写中起到中坚作用。从小学到初中,9个年级18册教材,工作量巨大,虽然框架体例和课文都是整个编写组设计和论定的,但很多具体的文字操作,包括导语、习题、注释等等,都得依仗中小语室的同仁。
因为是统编本,全国就这一套,审查非常严格,前后有20多轮审查。最后一关是中央的审查,体会到教材编写作为“国家事权”的分量。2016年秋季,小学和初中统编语文教材投入使用,社会反响很大。回头看,这套教材强调“立德树人”和“读书为要”,小学学拼音之前先安排几课识字,设计了“和大人一起读”“快乐读书吧”等延伸阅读的栏目,初中实行“教读”“自读”与“课外阅读”三位一体,等等,都是特色。有报道说这套新教材“专治”不读书,说到点子上了。这几年的试用反馈的意见也充分肯定的。
编完小学和初中语文后,接着要编高中,2017年6月启动。这是我与人教社的第三次合作。那时我济南北京两地跑,又刚动过一次手术,有点疲惫;再说高中语文新课标颁布前我看过送审稿,感觉改革的力度很大,教材很难编,自感力不胜任,就向教育部表示不打算再接高中的编写任务了。但教育部副部长郑富芝同志(当时任教材局长)两次来家里说服我继续担任总主编,人教社韦志榕总编辑也来看我。他们的诚恳让我感动,就接着做下去吧。
高中语文的编写果然和前两次不一样。以前人教社的小语和中语两个编辑室人员都是从编写、编辑到出书一条龙做下来。而高中教材是由教育部组织了编写组,有各方面的专家、语文特级教师,还有以前几个不同版本的主编,包括刘勇强、过常宝、陈章灿、杨九俊等二十多人。一开始是准备让中语室的编辑只管编辑,不参加编写。我向领导提出,教材编写的专业性很强,若只靠我们这些外请的专家,人教社不全程介入,显然是不行的。后来因为编写的事务的确非常繁杂,领导也同意了中语室编辑参与编写。王本华、朱于国、李世中、尤炜、王涧等,都是既参与编写,又负责编辑,还有各种繁杂的编务,包括安排会议、试教、培训、教师用书,以及应对网络舆情、做总结、写报告等等,教材局一个电话,中语室就得行动。
高中语文的编写可谓举步维艰。因为社会关注度高,网上不时拿教材来炒作,压力很大。要严格落实新课标的规定,比如以“学习任务群”组织单元,实施以活动为主线的“自主性学习”,以及特别强调立德树人,政治上把关,等等,要求非常高。而我们学习领会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如何体现改革,如何把课标的精神转化为教材,如何满足大面积使用的需要,要不要安排习题,“学习任务”如何避免“蹈空”,等等,都是很具体的,真是费尽脑汁。教育部要求实施“编审结合”,课标组和指导组除了审查教材,几乎全程指导并参与部分编写。因为“角色”不同,观点有异,有时会有一些争议,甚至还比较激烈。但教材毕竟是公共知识产品,最终都要求同存异,达成共识。“绳墨以外,美材既斫”的遗憾也是难免的。
高中语文统编教材真是好事多磨。光是框架体例就改动五六遍,有的单元稿子重写二三十遍。编写组人员分布全国各地,聚会不容易,不能一有问题就召集讨论,很多时候只能把领导或者专家的意见转给我,我和中语室再研究处理。好在我们彼此的合作很默契。最后定稿,时间非常紧,要消化或回应各方面提出的数百条意见,甚至还要调整单元,也是以中语室为主,加上编写组部分成员,教材局的领导和人教社总编辑郭戈同志亲自督战,日以继夜,突击完成。经过反复打磨,层层把关,前后花了近3年时间,到2019年底,全部书稿才得以杀青。
人事倥偬,指顾之间,与人教社合作编书已经十七年。感谢人教社给我机会,让我学到很多书本上和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体会到为社会做实事并不容易。编教材更是如履薄冰,责任重大,而人教社的同仁年年月月都在做这难事,这支任劳任怨的专业团队令人赞佩。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聘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