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梓年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潘梓年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和杰出的新闻斗士，他创办了《新华日报》并担任第一任社长。他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期间，对推动我国哲学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名负责人，潘梓年做的大量工作都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反映出当时的历史形势。今天已鲜有人知，他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担任古籍小组成员

    1958年2月9日至11日，潘梓年参加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古籍小组的成立，代表着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了全面规划和统一部署的系统整理阶段。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担任古籍小组组长，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担任小组办公室主任，小组成员由郑振铎、叶圣陶、范文澜、翦伯赞、冯友兰等19位专家组成，潘梓年亦位列其中。古籍小组下设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分组组员由当时国内知名文史哲专家、学者构成，郑振铎、何其芳、翦伯赞、潘梓年、冯友兰担任分组召集人。潘梓年和冯友兰共同担任哲学分组的召集人。

    参加古籍小组成立大会的人员有古籍小组成员、学术界专家学者、出版单位代表等九十余人。大会主要探讨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针任务和制订长远规划等问题。将专家学者组织起来，在规划小组的领导下，动员和组织有关力量，在十年至十五年之内，分期分批地把我国古代和近代以至“五四”以前的主要学术著作有机会有系统地整理和出版。

    古籍小组成立大会的第一天，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和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讲话，介绍古籍小组组织成立的经过，成立古籍小组的重要意义。成立大会的第二天，由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的召集人介绍古籍规划的编纂情况。潘梓年作为古籍小组成员、哲学分组召集人，2月10日在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介绍哲学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草拟、编纂情况，提出遇到的问题和一些工作建议。郑振铎、翦伯赞则分别代表文学分组、历史分组，说明文学、历史古籍规划的情况。潘梓年在大会上对古籍小组的方针和计划，表示支持，并对人才培养、组织专家等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

    1959年6月19日，国务院下发通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已经和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规划委员会合并到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后，原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担负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涉及到重新规划安排的问题，当时国家将这部分工作交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接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除原有任务之外，同时担负着全国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划和协调工作。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的潘梓年，与古籍小组的关系更密切了。而古籍小组此时的全称即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这期间，潘梓年在召集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若干次会议时，都将古籍规划的讨论纳入大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之中。

    编制哲学古籍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潘梓年担任中南文教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负责中南6省文化、教育相关部门的接收、管理工作，1954年，调中国科学院筹建社会科学部和哲学研究所，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潘梓年担任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主任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哲学社会科学部是领导哲学和社会科学各研究所工作的机构，成立之初对推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起到了组织和指导作用，编制规划是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

    潘梓年非常重视规划的制订，1956年3月哲学社会科学部推出的《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规划》（1956—1967）（草案），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长远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这个规划（草案）明确提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理论问题和总结我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整理和研究我国的哲学遗产，同时研究世界哲学文化优秀遗产，吸收世界哲学研究的新成果。”（宋一秀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7卷修订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8页。）1958年古籍小组成立，担任古籍小组成员、哲学分组召集人的潘梓年，负责古籍规划哲学部分的编订；1959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划归哲学社会科学部管理，古籍规划的制订、完善也随即纳入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大规划之中，哲学规划继续由潘梓年负责。对潘梓年个人来说，制订规划的工作是一脉相承、顺理成章之事。

    古籍小组成立后的首要任务与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一致的，那就是制订规划，系统整理、出版文史哲类古籍。2月10日的大会上，潘梓年代表哲学组向古籍小组成员及与会人员介绍了哲学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制订情况，哲学规划独立成册，撰写了起草说明，列入的选题有一千余种，有的选题需要注明整理版本，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规划中很多项目迄今尚未整理出版。从学术角度看，这一版哲学古籍规划，当然，也包括文学和历史古籍规划，是有历史意义和重要价值的，此后制定的若干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都参考过它。

    1958年的古籍规划，体现出了古籍小组对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全面长远的思考和发展规划，对三至八年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一个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的考量。因为这个规划的颁布与实施，使得我国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高质高速地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古籍图书。《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哲学部分）》共收入哲学古籍类选题1313种，其中哲学名著基本丛书84种，哲学名著今译、浅注、选集91种，哲学专籍整理119种，哲学丛书1006种，工具书4种，中国哲学史资料类编8种，资料性刊物1种。

    1961年1月11日，潘梓年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除了代表哲学社会科学部作工作报告外，还组织参加这次扩大会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及其所属各研究所负责人，中科院各省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负责人，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任务和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进行讨论。大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规划，潘梓年组织与会人员，就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各研究所1961—1962年重点著作计划和重点资料计划进行讨论，其中就包括整理古籍的重点计划。

    哲学规划经过若干次古籍小组成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讨论，其间提出了不少修订、增补建议。此外，高校和出版单位也就规划提交了建议。如关于加强史学编纂和研究方面，希望加强中国哲学史、中国逻辑思想史、东方哲学史以及边疆史等内容的编纂和研究；建议增加《王夫之全集》《章炳麟全集》《明儒学案》《广理学备考》；建议增加《中外文化思想交流史料》《中国美学史料》《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料》以及老子、孔子的教育思想资料。潘梓年将这些意见吸纳入哲学规划的编制中。

    1963年，古籍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各所的研究规划应纳入古籍整理项目一事致函潘梓年。当时哲学研究所、语言所、自然科学史所分别列入了“中国历代哲学丛书”“中国历代语言学著作丛书”“中国古典科学名著丛书”等选题。但文学所计划同其他相关单位协作编辑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尚未列入规划，历史所在实际工作中给古籍规划小组、中华书局很大帮助，但规划中只列入了一两部书。金灿然认为文学所、历史所本应是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主力，如其古籍类选题过少或不列入，规划必然不够全面，亦不能反映出实际研究工作情况。金灿然此次致函潘梓年，就是希望能够把整理古籍的重点项目比较全面地列入学部各所规划。潘梓年与金灿然沟通过规划一事后，将学部规划一事落实到各研究所。

    组织出版哲学古籍图书

    1955年6月，潘梓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报告》中指出，“哲学和社会科学所有的学科，不论基本课程或专门课程都没有写出一本教科书。”这种情况是当时哲学社会科学的现状，基础薄弱，需要做的工作很多。1958年古籍小组成立后，潘梓年既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又是古籍小组成员，他将科研单位的编写与出版单位的编辑出版有机结合起来。在1958年第7期《哲学研究》上发表了《哲学的中国要求有中国化的哲学》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中国将要成为哲学的中国，哲学也必须要有中国化的哲学，这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已是提到哲学工作者的议事日程上来的事了。哲学大有可为！这真是对我们莫大的鼓舞，同时也是莫大的压力。”

    潘梓年担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承担起部分哲学教材的编写工作，以及其他哲学类图书的编纂。上世纪60年代，先后完成编写、出版的哲学类图书有《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中国历代哲学文选》《中国哲学史》。

    其中《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将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哲学资料进行选辑，按时期划分为先秦、两汉、隋唐、宋元明、清等分册，每一时期有的还分上中下或上下册。先秦、两汉资料选辑既做了说明和注释，又做了今译，其余四部分资料做了注释。这套资料选辑作为中华书局的重点图书，于1959年至1964年编辑出版。

    此外，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古籍小组办事机构中华书局，还编辑、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中国大同思想资料》等中国哲学类图书，哲学研究所还翻译、出版了《赫拉克利特哲学思想》《黑格尔论矛盾》等。中华书局还策划、组织一系列古代哲学名著的整理本和选注本，列入计划的有《论衡集释》《陈亮集》《王艮集》《戴震集》《大学·中庸译注》《荀子浅解》《方以智选集》《谭嗣同文选注》等。

    这些哲学类古籍图书的整理出版，编选者都选用较好的版本，并吸收学术界古籍整理的新成果，校勘精审，撰写史料简介，说明所选史料的版本情况。这一系列哲学图书的策划、编辑、出版，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哲学类古籍图书的出版，为相关研究者、专家学者提供必要的资料。

    1961年，中华书局准备创办一份专门刊发一些老专家秉承乾嘉学派的严谨、撰写的一些资料性、考据类文章的杂志，但当时出版行业正在整顿、精简中央一级出版社和刊物，在这种形势下创办新刊难度非常大。在这个时候，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的潘梓年对中华书局给予了大力支持。金灿然与潘梓年及齐燕铭、吴晗等人联系，研究商讨办刊的具体事宜，最后大家意见达成一致，创办专刊《文史》，由中华书局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管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杂志《新建设》合编，《新建设》编辑部确定稿件，编辑加工后送到中华书局，最终完成编辑加工工作，正式出版。《文史》杂志创刊之初，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