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代情怀拥抱历史

    著名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已经离开我们近两年了。在先生走后的这段时间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人民出版社以及诸多刘门弟子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刘泽华全集》的编辑出版。全集共12卷，收入了刘先生一生的全部作品，其中包括《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的王权主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政治思想史论》《政治社会史论》《中国古代史》《历史认识论与方法》《随笔与评论》《序跋与回忆》和记录刘泽华先生半个多世纪心路历程的《八十自述》。在《全集》编辑期间，编委会和本书责任编辑委托我审读了其中两卷，名为审读，不过是校订一下文字，实际上却是理解先生的机会，一边读着先生的作品，一边品味先生的人生境界，殊为难得。

    自与先生相识，至今已有30多个年头，我能窥得思想史研究的门径，也是得益于先生提携。这些年来，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是一直放在案头的，对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方面的研究略知一些，但在看过《全集》以后，才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先生。一年多来，关于先生的思想学术，刘门弟子已多有撰述，这里只是想就《全集》说点感想。

    作为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的主要成就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全集》12卷中，中国政治思想史方面的论著便占了五卷，而《历史认识论与方法》和《随笔与评论》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关思想史的。不过，万不可以据此认为先生只是思想史专家，事实上，刘泽华先生在社会历史方面的造诣也同样精深。近年来，学界有一个“王权主义学派”的说法，《全集》也收入了先生《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王权主义学派”之说或许是由此得来的。考察这本书的内容便不难发现，它并不是一部专门的思想史论著，而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与思想史的综合研究，“王权主义”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特征的概括，即“专制王权支配社会”，这是刘泽华先生通过对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与思想文化综合考察而作出的判断。

    从“专制王权支配社会”的视角来解构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是刘泽华先生一贯的研究取向，早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前言中，先生便开宗明义地说：“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即‘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在近几十年的史学研究中，刘泽华先生从未偏离这一研究取向。刘先生的全部史学研究，无论是社会史还是思想史，都是围绕政治的主题展开的，他从来不单纯讨论中国古代的经济、风俗等问题。同时，刘先生研究的都是社会史和思想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问题，而绝少对具体历史事件、名物的考证。

    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在于批判，而批判的前提却是研究者的独立思考，刘泽华先生以独立思考、富于批判精神而名重学界，这部《全集》充溢着先生的批判精神。先生的著作，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到晚年撰写的学术随笔，无一不是独立思考的结晶，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就是不同流俗、不阿时局。

    或许正是由于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历史，刘泽华先生总是能够看到历史现象背后的东西，从具体的事实中发现普遍的道理，例如，千古一帝秦始皇，这个古代中国迅速走向统一的“英雄”，为什么在统一以后做了许多荒诞不经的事情，以往，人们大多以为是秦始皇个人因素使然，而先生却倾向于从中国古代的制度安排方面去寻找原因，“君主越是神秘，权力越是集中，这个君主就越是容易被人愚弄和利用”（《历史认识论与方法》第173页）。

    作为百年来最为重要的思想史名家，刘泽华先生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总体上持批判的态度，先生认为：“把古典儒学抬到吓人的高，这很不适宜，也不符合逻辑。”“古典儒家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是不可能被全盘复兴的，道理很简单，因为社会形态已发生大变化，而我们是现代环境中的人。”（《随笔与评论》，第251页）无庸讳言，先生的观点确曾招来一些钟情传统的人们的非难。因为我当年没有参与相关问题的讨论，这里也不想扯得太远，去评论个中的是非曲直。在我看来，先生与他的批评者之间的分歧焦点，是一个再现实不过的问题，那就是，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深水区”的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与那些传统拥护者不同的是，先生有着现代人所应有的现代情怀，他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用现代的价值尺度去看待传统，而不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看待当今。

    作为一个真诚而负责任的历史学家，先生一方面在研究着历史，与此同时也在书写和记录着历史，《全集》收录的先生自传《八十自述》，记述了从他少年时代到被评为南开大学荣誉教授这七、八十年完整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一部鲜活的历史。而《序跋与回忆》一卷，收入了先生近二十篇回忆文章，其中叙述了他与杨荣国、黎澍、漆侠、郑天挺、雷海宗、王玉哲、魏宏运、杨志玖等史学名家交往的故事，这些至为珍贵的学术史文献，将有助于了解历史学人曾经历了一段怎样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