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多年来,人类发明多种针对性抗生素和疫苗,使诸如天花、疟疾、斑疹伤寒、梅毒、鼠疫、黄热病、百日咳、脊髓灰质炎等曾经大规模致死的烈性传染病,趋于断灭。人类和细菌病毒的漫长战争,差不多可以宣告人类的全面胜利,乐观情绪弥漫。直到庚子年,一场肆虐全球至今未见拐点的新冠肺炎,让这乐观,打了折扣。
其实四十多年前,全球史研究奠基者之一的著名史学家麦克尼尔在其名作《瘟疫与人》中就有警告:“假如我们能像了解过去那样,努力地预测未来,那么,对传染病的影响就绝不能置之不理。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
在有效疫苗出现之前,最好的防疫手段,就是隔离。阅读,就是消磨隔离时光的不坏选择。读物选择上,那些有关疫病历史、防控、救治的内容,让人深思疫病与人的关系、疫病如何改变历史轨迹、如何看待疫病等等问题,就不仅仅是应景之举,很可给自己打开一扇思维和新知之窗,让自己看到别样的风景。《病者生存:疾病如何延续人类寿命》,就是一种有阅读趣味、富知识含量,甚至可改写三观的读物。
为什么那么多的欧洲人会遗传一种将铁沉积在器官中的遗传病?为什么绝大多数患有1型糖尿病的人都来自北欧?为什么离赤道越远的人群,肤色越白?为什么疟疾想让我们卧病在床,而普通的感冒却要让我们继续工作?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似乎没什么用处的DNA?放血疗法有没有合理之处?人为什么会打寒颤?暴露在寒冷环境中,人为什么想小便?自然选择为什么不将不利生存的诸多疾病修理掉?人类为什么会害怕陌生人?……
一册不到二十万字的小书,包含着诸多问题和作者的解答,问题和解答,也不是十万个为什么那么古板,而是贯穿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之中。像微生物或病毒对中间宿主的行为操控,足以拍成使人讶异的大片。譬如,柳叶刀肝吸虫生活在牛羊的肝脏中,如何完成牛羊之间“肝脏家园”的腾挪呢?成年吸虫将卵产在宿主的粪便上,在蜗牛吃掉牛羊粪便之前,虫卵都在休眠。蜗牛吃掉粪便,虫卵随之孵化,而又通过蜗牛黏液排泄出来,成为蚂蚁的食物。蚂蚁携带的吸虫逐渐发育,当其中一只钻入蚂蚁大脑,它就操控了蚂蚁的神经——蚂蚁的行为就古怪起来,晚上,那只蚂蚁就会偷偷离开蚁穴,爬到一根鲜嫩草叶的顶端吊挂着,只等绵羊将它一口吞下。如果当天没有“自杀”成功,蚂蚁白天会回归蚁群,夜幕降临时重复前晚的动作。
如作者所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包括我们人类、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其他的一切事物,都在一起发生着进化”。在种数以百万计的微生物之中,我们人体,就是其中相当数量的免费生命母舰,同生共死。“一个成年人体内外来的微生物细胞的数量是人体细胞总数的10倍之多。”“所有寄居在人体内的微生物拥有的基因数量是自己基因组的100倍。这些微生物大多存在于消化系统中。这些肠道细菌或者肠道菌群通过分解不能被人体直接吸收的食物来帮助我们创造能量;它们能够帮助训练我们的免疫系统,来识别和攻击有害的生物;它们能够刺激细胞的生长;他们甚至可以保护我们免受有害细菌的侵害。”
假如我们还没完全将中学的生物学知识忘光,大概都还记得为细胞提供能量的线粒体。“如今,大多数科学家认为,线粒体曾经是一种独立的寄生细菌,它们在进化的过程中与我们某些原始哺乳动物前辈形成一种互利共生关系。”不仅此也,“研究人员认为,我们人类DNA中多达三分之一来自病毒。换句话说,人类的进化是机体不断适应病毒和细菌的结果,而且可能是与它们有机结合的产物。”诺奖得主卢里亚更认为,“病毒可以从内部,而不仅仅是从外部来推动人类进化”。
对比一下人类抗生素跟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军备竞赛”,会让人感喟良多。空气、水、灰尘、粪便中几乎无处不在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可引发肺炎、伪膜性肠炎、心包炎甚至败血症、脓毒症等全身感染,杀伤力之大,不容小觑。1928年发明的青霉素,有效抑制了金黄色葡萄球菌,可是很快就出现耐药一代,于是1959年出现甲氧西林,再耐药,1996年万古霉素,三耐药。可以想见,相对细菌病毒可以瞬息万变的升级换代,人类抗生素和疫苗的研发速度,永远只能瞠乎其后。因此,与病毒细菌和睦共处,不随意扰动处于均衡状态的病毒细菌繁衍环境,“主动控制病原体的进化方向,袒护那些毒力较弱的菌株,从而将那些病原体驯化”,也许才是唯一合理而正确的道路。
麦克林托克发现“跳跃基因”,数十年间,都受到同行的冷嘲热讽,毕竟这一发现与当时人们对突变和进化的理解相冲突,“跳跃”太猛,让人难以接受,直到三十年后,才为诺奖肯定。类似的遭遇,在人类历史上、在科学发展史上,比比皆是。相对浩瀚的宇宙、微妙的生命,人类的所有认知,根本没有穷尽的时候。“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西哲苏格拉底的这句大实话,能成为绝大多数人尤其位高权重者的座右铭时,危机四伏的人类未来,也许还有一线希望。《病者生存》,算得上是一种教人真诚谦卑的作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