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精用弘，自有本色

    编选一部诗文选集，这是我们常常碰到的工作。有的人以为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无非就是把所选的对象，或是要选的诗文底本拿来，选出若干篇加以组合，事即告竣。持这样的看法，实在是大谬不然。诚如鲁迅所指出的：“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又说：“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集外集选本》，《鲁迅全集》第七卷，页13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这确是对选本作用的真知灼见。

    前一段时间，因为要编一册散文选读本，又把刘师世南先生与刘松来教授编注的《清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翻看了一次，特别是刘先生所写的“前言”，再三地看了几遍，颇有新的体会。刘先生所撰的短短的一篇“前言”，有方法论，有治学态度，有学术见解。这样的“前言”，足以为后人法！

    选本，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批评方式。如果要追溯上去，《诗》三百零五篇，本身就是一个选本。《昭明文选》虽称为总集，其实也是一个选本，它的《文选序》，是很重要的一篇文学批评论文。其中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就是其批评标准。到了唐代，唐人选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唐人选唐诗十种》），可以说进入了一个自觉的选本批评时代。其后直至明清近代，各种有影响的选本层出不穷，都代表了某一方面或某一流派的批评。选本的前言或者序，就是这个选本的批评标准或说即批评原则。《清文选》前言的第一部分，刘世南先生借用《清史稿·文苑传论》中认为清代学术是“文、学并重”的观点，概括了清代文的特征：“所谓‘文、学并重’，正如清诗的特色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统一，清人的文，也是‘文’与‘学’的统一。”考虑到选本是“为今天和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读者选的”，“更重要的是让这些读者可以从这些选文中获得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滋养”（就这一点，充分见证了刘先生作为一位前辈学者的学术担当。），刘世南先生坚持了几个不选的原则：“纯粹为帝王歌功颂德的文章不选”；“纯粹是朴学家、理学家的论学之文不选”；“旌表烈妇、节妇和贞女的充满封建观念的文字不选”；“宣扬保守、反动思想的文章也不选”。在此基础上，刘先生定出了六个选录原则，其实也就是选录标准：

    1、有个性的；2、有真情的；

    3、反映时代现实的；4、反映新事物的；5、表现新思想的；

    6、故事性强又有教育意义的。这六条，是就内容说的。对于入选作家，刘先生还归纳说：“我们的原则是既选名家，也选小家，纯以文章优劣定取舍”。上述这些看似简单，其实正体现了刘先生选录清人散文的标准。

    就一般的体例来说，选本的“前言”，都会对所选的时代文章或诗词作一鸟瞰式的概述。除了前面说的“文与学的统一”的特点之外，《清文选》“前言”的第二、第三部分，刘先生进一步精辟地概括了清代散文的特色。刘先生认为清文的特色，可以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文化积淀深厚，学术化倾向明显；二是风格多样，而流派单一；三是理性有余而灵性不足；四是注重经世致用，轻视审美情趣。这里有对明人空疏不学、游谈无根的反驳，也有欧风东渐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文章的立论出现了石破天惊、前无古人的内容，打上了极其鲜明的时代烙印。刘先生认为，“取精用弘，自有本色，是清代文人的共同点”；清文有集大成的性质。“何谓集大成？桐城派的姚鼐提出了一个古文创作原则，即考证、义理、词章三者的统一。我以为，这就是集大成。”刘先生认为：“考证，是对汉学的继承；义理，是对宋学的继承；词章，是对汉魏派（文选派）和唐宋派的继承。清文不但继承了全部文化遗产，而且根据社会的现实需要，时代的审美要求，在继承的基础上，大力加以发展，形成自己的特色。”清代的文章还有其社会特殊性，刘先生指出：“封建社会发展到清代，从康熙到乾隆，统治者从统治需要出发，首先，确立程、朱的义理为官方哲学，直接构筑了一条心理防线，借以稳定清王朝的统治；其次，用文字狱强迫士大夫敝精劳神于朴学——远离现实政治的学问；第三，要求用尽可能优美的文章形式把上述内容表现出来，这就是‘文章华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清代文章当然自有其与前代不同的特征。于是，刘先生总结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也可以得到新的解释，即桐城派的创作方法和艺术实践是得到官方首肯的。惩于明末文社议政之风，清初一直把文人结社悬为厉禁，所以，桐城派并不以会社形式出现，其他桐城派的反对者更不愿干犯禁令，所以各行其是，形成古文创作上的风格多样化。那么，‘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潜台词实际是：能为朝廷帮忙又帮闲的文章，其在桐城乎！”话虽不多，却把清代文章的特殊性揭示得非常深刻，显示出先生思想的犀利！

    更为重要的是刘世南先生和刘松来教授他们的选文方法，其实也是治学态度问题。刘老师在“前言”里说：“确定了选文标准后，我们又用了很多时间来确定选目。”确定选目是最重要的一步，它与选录标准是紧密相关的。有的人是参照别人的选本，也依样画葫芦挑出一些篇目来，然而刘先生他们却不。他说：“开始时，有意不查阅前人和今人现成选本的目录，而是遵循顾炎武的教导‘采铜于山’，从《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清人别集中去选。一本一本、一篇一篇去翻，从中选定篇目。”要知道，《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中有多少清人别集！刘世南先生花了十五年时间撰写成《清诗流派史》，他对清人的别集是非常熟悉的。但是，相对于清文，容量更大！记得当年我们和刘方元、刘世南先生一起出去访学，曾拜访郭预衡先生。其时郭预衡先生已经写完《中国散文史》的上、中册，谈到下册的撰写时，郭先生认为清人文章太多，要读完谈何容易。但是，不读完，散文史便无法写。老一辈的学者都有这样的恒心，为不使遗漏，或者说不留下缺憾，不竭泽而渔决不罢休。郭先生做的是《散文史》，刘先生做的是《散文选》，态度、方法是一样的。但是要“一本一本、一篇一篇去翻”，要花多少精力和心血？现在还有谁愿意下这样的功夫？可是，如果不这样做，你选出来的文章能代表作者的水平，能显示时代的精华吗？即，你采来的是“铜”还是“石”？不这样做，又如何从全局上来把握选文、何以体现这个时代的风貌？何以体现这部选本的质量？

    如何确定选文篇目，刘先生他们也不是一意孤行，只凭一己之所好。他说，选定篇目后，“然后拿来和已出版的清文选目对照”。对照的目的是什么？“按照思想性与艺术性兼顾的原则，既不故意回避别人已选篇目，也不轻易认同，而是按照我们的既定标准，来决定取舍”。细读《清文选》，刘先生他们正是这样做的。这体现了学者的严谨，也体现了学者的襟怀，这还要考验选编者的鉴别水平。

    关于文选的注释，刘先生也有自己的原则，他说：“在注释方面，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就是遇到别人已注过的文章，我们先不看别人的注，而是自己先注，然后再拿来与别人的注参对。”“凡是相同的选文，我们注得均较详较细，对少数他本误注处，我们尽量纠正。”总之，“决不抄袭他人成果”。相比来看，笔者前不久看到一册《林则徐读本》，此书也是一册选本，但是其注释实在是太敷衍了。这样的例子，如今来看，并非特例。

    刘先生说清代文人的共同点是“取精用弘，自有本色”，用这八个字来概括《清文选》的特色，庶几不谬。刘先生在前言的最后说：“本书选文涉及面宽，几乎涵盖了清代各个年代，各种体式、各种风格的代表作家与作品，故可以视为清代的一个缩影。”这就是刘先生追求的目标。不要低估了选本的作用，就像钱锺书，他不写《宋诗史》，然而一部《宋诗选注》，胜过多少部“宋诗史”！

    刘世南、刘松来选注的《清文选》2006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最近，此书又一次再版。捧读新版的著作，再读其书前言，有许多感受，谨记下上面的一点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