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超越自我永远是我的目标

    有些人为了信仰而写作，有的为了功名，信仰对我来说高不可攀，功名已成浮云，只有一颗拷问灵魂的心还在健壮地跳动。

    大概还有很多人对十几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热播的情景记忆犹新。这部改编自石钟山中篇小说《父亲进城》的电视连续剧，使石钟山从幕后一下被推到了前台，各类电视台、报纸和网络媒体数百次采访。不论去任何地方做活动，第二天离开时，石钟山准能在飞机上的报纸上看到关于自己的消息。

    至今，石钟山已经有40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因为和影视联姻的成功，石钟山对自己的创作有了信心，以前最为担心的是怎么写、写什么的问题解决了。他的创作迎来了高峰期，不论是从题材还是写作技术上都跨出了一大步，从小众走向了大众。

    近年来，石钟山、朱苏进、徐贵祥、柳建伟、王海鸰、朱秀海等一批军旅作家的作品改编成影视剧，一方面提升了军旅作家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另一方面，也容易让人担心，是否会对作家创作带来不利影响，收获市场的同时斫伤文学本身。近日，读书报采访了作家石钟山。

    回首来路，他认为一个人做成一件事，心无旁骛很重要。每个人走到最后的路径都不一样，唯一相同的就是专心致志地去干一件事，经得住诱惑，一往无前地走下去，一定会有所收获。

    中华读书报：您的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红色系列”同一主题和背景，在创作上是否很难避免重复？《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玫瑰绽放的年代》之间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石钟山：任何一个作家都面临着这种问题，相同题材，相同背景下，难免会产生相同的故事，在我“父亲”系列中篇小说创作十部之后，我觉得父亲的故事已经讲完了。虽然主人公同为“石光荣”一个人，但每篇都从不同角度，不同人物关系，多维度地去写故事。“石光荣”只是一个符号，他是一批人，即便这样，还有重复的嫌疑，比如文字，叙述风格，人物的性情，还有一些相似的细节，有些东西可以回避，比如细节，但这些细节又是那个年代和发生在那代人身上的符号，有时又不能回避。我发现这些问题之后，“父亲系列”小说就终止了创作。

    《玫瑰绽放的年代》是写母亲的，这里面的主人公由“石光荣”换成了“柳秋莎”，我本想再创作一个“母亲系列”，就是因为主题和环境的雷同，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作家想要面对挑战就是尝试不同题材的写作，但问题是作家的生活经验又是有限的，这就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我想，不仅是我，所有作家都面临这样的困境。如果一个写作者，总是写得很顺，一定是进入了一种模式，就是重复，这是最可怕的。

    中华读书报：《激情燃烧的岁月》使您一夜成名，您的创作和生活心态有什么变化吗？

    石钟山：在创作上，作品受到了肯定，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创作上的自信让自己打开了另一扇门，创作迎来了高峰期。不再猜想别人怎么看了，轻装上阵，也发挥了极大的潜能。但另一方面，心态也开始浮躁。几年之后渐渐淡出媒体的视野，起初还有许多的不适应，有些失落，渐渐地沉下来，才明白自己想要的生活和创作状态是什么，也领略了作为名人高处不胜寒时的浮夸，不论什么人，都要回归到平凡，不论什么名都是别人给的，只有自己才真正了解自己是什么人。看淡了功名，眼前的生活又是另一番样子了，那么多人对功名那么急切，是因为自己对不曾经历的渴望，走了一遭回到平凡处，才明白生活的滋味。

    中华读书报：《激情燃烧的岁月》前后您创作了《父母大人》《父亲和他的警卫员》《父亲和他的儿女们》等数篇关于父亲的系列作品，但“父亲”在您心中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形象？

    石钟山：记得《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军歌嘹亮》热播时，许多人聊起作品时，和我说得最多的就是自己的父亲和“石光荣”有多像的问题，这部作品的成功，也是因为“石光荣”这一人物的典型性。当然我父亲也是“石光荣”形象中的一员。我在创作谈中也说过，“石光荣”有父亲的许多影子。每个时代会造就一批很像的人，不论他们出身，还是工作经历，乃至性情都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虽然许多时候不太苟同父亲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但父亲永远是父亲，当自己慢慢成长，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再回望父亲时，才发现自己竟和父亲是那么相像，从心性到性格到为人处世，直到这时才发现挣扎了几十年仍没走出父亲的定数。这就是生命的传承吧。我更加坚信了物以类聚人与群分这句话的道理。想改变一个人和自己都很难。不求别人眼里的自己，只做自己随心随性而为的那一个就好。

    中华读书报：《幸福像花儿一样》《幸福还有多远》《幸福的完美》这是您的“幸福”系列，围绕爱情，家庭，涉及了高干子弟，农家子弟，从文工团员到部队官兵，还有部队医院的医生护士……您对他们是因为熟悉割舍不下，还是创作中的延续，又怎样把他们写出新意？

    石钟山：创作完“父亲”系列后，我还想把这“红色”系列坚持下去。然后就想到了哥哥姐姐们的生活，同样，对他们的生活我也是位观众，和“父亲”系列所不同的是，我离哥哥姐姐们更近一些。眼见着哥哥姐姐们参军入伍，恋爱结婚，那会儿就盼着自己早点长大，然后和哥哥姐姐们一样投入到热

    火朝天、朝气蓬勃的生活中去。那会儿，对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幻想和渴望。但随着自己长大，逐渐地理解了他们生活的实质。当自己被别人参观时，一切都是美好的，甚至是假象，自己参与其中才理解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他们的生活不仅有阳光和爱情，还有矛盾、分离、苦闷，但所有人追求美好和幸福的初衷从来没有改变过。生活在这人世间，就是本厚重的哲学书。在写哥哥姐姐们时，我努力把他们镀成暖色，他们的挣扎沉浮，追求和向往，这不就是我们真实生活应该有的样子吗，况且文学的使命就应该让人看到希望和力量。一个作家的创作倾向就是这个作家的审美，审美层次的高低决定了作者笔下人物的高度和生活深度。

    中华读书报：《春风十里》和《向爱而生》是您近两年的新作。尤其后者取材于新时代缉毒一线的斗争。可否谈谈，在现实题材写作中，您最关注的是哪些方面？

    石钟山：《春风十里》严格来说是写自己同时代人的作品，是我自己参军后所亲身经历过的战友们还有同时代熟悉的人和事，包括已经完成的另一部小说《五湖四海》，在创作离自己生活很近的作品时，少了审美，更多的是记录。与“父亲”系列和“幸福”系列相比，作品中原汁原味的成分更多一些，这种对自己熟知的现实生活的创作，还要得到更多信息的反馈，从而调整创作的姿态和角度。

    关于《向爱而生》中缉毒警察的生活，这是和平年代我所向往的一种英雄式的生活状态。儿时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军人，觉得军人离英雄最近，可惜，自己从军几十年，并没有成为英雄，身体老了可对英雄向往的心一如当初，这些年来我写过不少关于警察刑警的作品，比如《线人》《片警杨杰的一天》等作品。也是因为军人和警察的属性很接近，还有许多战友转业后从事的就是警察工作，对警察的工作并不陌生，把他们放到能成就其英雄的情境中，严格来说还是军人作品关于英雄主义的一种延续。

    中华读书报：不论是中篇、长篇，您的作品情节总是跌宕起伏，很吸引人，读您作品时，总有画面感，不知您在创作时是否已为改编影视做了铺垫？

    石钟山：我的创作原则是，一部作品一定要把故事讲述精彩，这是作家的基本功。小说是文学中最通俗的样式，故事讲不好，谈何有读者。当然作品折射的深度和广度是另外一个话题。关于作品中的画面感，这是我做编剧时练就的对场景描写的基本功，任何细节中出现的人物都是作家设定好的，所以要关照每个人物的所思所想，他们的一言一行，这是细节也是戏。小说只有写到像戏剧那么有张力，人物才活起来，也会好看。有人说，作家写剧本会破坏作家的功力，我不这么认为，处理好，二者是相互作用的关系。故事精彩，细节有画面感才会让读者身临其境。

    对自己的改编，不像以前那么在意了，我已经有近四十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了，以前创作时，总想着有朝一日能被改编，现在创作更多的是考虑怎么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写出来，能否被改编成影视剧那是投资人的喜好和市场所决定的。

    中华读书报：对您来说，现在创作的动力是什么？

    石钟山：创作是作家生命的延续，最初创作是为了倾诉。人逐渐地长大，又到了中年，有许多生活的感悟和对世界的看法。于是通过自己的文字把它们表达出来。我想，这是所有作家创作的动力之一吧。也有为别的目的而写作的人，但走不到最后。只有回到最原点，一切才变得简单，越简单才会越长久。经历了红尘中的功名才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有些人为了信仰而写作，有的为了功名，信仰对我来说高不可攀，功名已成浮云，只有一颗拷问灵魂的心还在健壮地跳动。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自己目前的创作状态，还有什么创作困惑以及瓶颈吗？

    石钟山：抛开功名干任何一件事都会轻松无比，现在只想写自己想写的作品，什么改编影视获取奖项呀，我觉得那是别人的事。从繁到简，活得最轻松的状态是在自己的欲望上做减法。不论人走到多么高的巅峰都会回到浅滩上来。生活在别处，在自己的心里。

    创作瓶颈无处不在，如何突破自我既定的创作模式是突破自我的最大瓶颈，不论多么放松的创作状态，超越自我永远是自己的目标。到了我这个年纪，体力想象力也许还有十年的好时光，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一直是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