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翁”的任独晚年

    知道胡邦彦的大名，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偶然读到其作品《四犯》，不禁为他的神思妙笔而惊叹。

    1976年10月“四人帮”甫一倒台，胡邦彦居然在短短的35天中，以传统戏曲手法写成了一部以王、张、江、姚为主角的剧本《四犯》，不仅创作时间很早，内容为国内罕见，艺术技巧也十分娴熟。透过这个戏曲文本，不难想象胡邦彦当年如何将郁积太久的愤懑，经由笔端倾泻而出，一气呵成。

    胡邦彦（1915—2004），江苏镇江人，文字学家。他一生中曾担任多种职务，既在几所大学当过国文教授，也在银行担任文书，为银行高层捉刀撰写应酬文字；既担任过高中语文教员，也曾当过《辞海》语词分册编辑；既在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参与古籍校勘工作，也作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访问学者，讲解中国古代文化专题。著有《字学鼎脔》，并整理研究丁蘧卿先生《所堂字问》和刘体智先生《小校经阁金文拓本释文斠补》，遗著《胡邦彦文存》于2007年由岳麓书社出版。

    近读胡邦彦给腴弟的手书信札一通，两页笺纸，文字不算多，涉及的内容却很丰富。先是谈及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他说：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原名无锡国学专修馆，章太炎曾往讲学一星期，未任校长。章在苏州自办章氏国学讲习社，其学生多为教授，与大学专科学制全不相关，只可谓之学术团体，非学校也。国学二字，含义甚广，中医、拳术乃至国画、雕刻宜无所不包。当时取义乃对新式学校即洋学堂而言，读经史、学诗文用课堂上课，新式比之私塾大为新耳……。”无疑，他很赞成用新式课堂，而不是旧式私塾上课。自然，作为文字学家，谈得最为兴致勃勃的还是文字。

    “古无以字，说文不收秦始皇时碑刻，始见以字以已实为一字。古人用已往、已前、已上、已下，作以作已听便。我好古成习，平常写信亦不写古字，不知何故偶然一‘雅’遂启足下之疑，可谓误会。”

    “以”和“已”，在现代汉语中有所区别，但在古文里原本是一个字，可以通用。他借“以”和“已”为由，目的是说自己好古成习，平常写信时却不写古字，这意味着他并不是泥古不变，很愿意跟随时代潮流前进的。不过在专业领域，绝不肯轻易改变观点。

    信札中，胡邦彦谈起自己手头有一篇批评王力的稿件，被人退回，正打算托人抄寄别处。师范学院学报向他约稿，即使是批评王力的稿件也并不忌讳，欢迎他投寄，然而胡邦彦表示“未暇应命”。

    文革初期，胡邦彦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工作，被造反派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连数年无法正常工作。怀才不遇的他，报国无门，又身患腿疾，无法随意行走，只能躲进书斋，与一根拐杖作伴。于是他不无揶揄地以“蹇翁”自号，其郁闷难解的心境可想而知。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人骂我旧，不合时，我偏要读古书，是婉转的负气语，解嘲时复诵迷阳，也是给自己开玩笑。庄子‘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原意是任独，即任己之性，晦迹韬光，即隐退之意。我并不要隐，只因无人用我，所以以庄子语解嘲，好像我任独隐退，其实不隐也没人理我的……”

    “蹇翁”的任独名不虚传。他在给四弟的信（丁小明藏，见《大夏光华》，上海书画出版社）中，谈及近况：“师大事已辞去，心无罣碍，今夏眠食俱佳，为多年所未有……晚晴天气，犹可护花，或可结小果也。又燕文处如有古籍校点之事，不妨先请其试点一二种，字数约十万以内者。如合宜再续订约如何？如不能用，尽可退稿。上海古籍出版社亦有熟人，我不愿沾惹，恐生事也。已曾托我审稿，一沾惹则事多，事多则气恼多，况我无暇，故不得不为邻醯之乞耳。”不难看出，自觉“晚晴”的他很想发挥自己的专长（也是生平爱好），点校古籍，护花，结果。然而性格使然，他不愿因惹事而气恼，还是托四弟向友人探询。

    别以为胡邦彦只是一个事事不肯屈从的老书虫，他其实也很有生活情趣。这封信札一开头，就跟四弟谈鲜味：“虾子入汤煮之，鲜味自出。唯如拌面不入，沸汤则研细，研器为磠钵，可于山货店买笤帚棕刷处求之。不得，则于西药房求之。土货瓷器，洋货则颇黎器也。儿时只有‘味の素’，纵有天厨，尚未畅销，水产干制取鲜，今已不可尽得。”这一番话，对于烹饪时如何取鲜提鲜，可谓是津津乐道。（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