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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2月，一部爆款电影《南海潮》在广州各大影院热映，热度持续40多天居高不下。有多热映呢？整个广州城，一半多的人都看了这部电影。
对此感受最强烈、最兴奋的人，莫过于导演之一的蔡楚生（1906-1968）了。连映一个多月，蔡楚生在日记里，对电影所引发的轰动效应进行“文字直播”：
二月十八日 星期一 晴
得李榜金同志函，云《南海潮》在广州七院上映，很受观众欢迎……又云，上座率在七天中已超过过去几年来所有影片的记录，加满了座，观众还要求站着看。
三月三十日 晴 《南》片广州纪录
得广东省发行公司符祖贻同志函，并附来《南》在广州演出总结，从2月8日起至3月21日止(后来知道的)，观众超过了一百万人次，广州以二百万人口计，除老弱外，平均两个人中即有一个多一点的人看过《南》片。据云这是广州市空前未有的新纪录。
（《蔡楚生文集》第四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272页）
即使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仍能透过日记中的文字，读出一个电影人的骄傲，读出一部关于南国故事与风情的名家名作，在广州这座城市所创造的观影纪录。
《南海潮》在中国电影史上是一部不容忽视的重要作品。它是优秀团队拍出的优秀电影，由蔡楚生和王为一联合执导，编剧则是蔡、王及陈残云，都是电影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1964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奖中，《南海潮》一连斩获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七个奖项，可谓众望所归。但是，第三届“百花奖”因为时局变动与文艺界整风运动的开展而未能举办颁奖礼，《南海潮》由此成了“无冕之王”。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同样让人感喟的是，《南海潮》的整体创作命运多舛。《南海潮》初步拍摄完成后，王为一将样片送至北京，蔡楚生邀周扬来观看。周扬认为影片内容丰富，但片子长度有限，导致戏的节奏急促，演员感情发挥不够舒展，建议分成上下两集。这一意见为蔡楚生接受，制作方珠影决定将影片改拍为上下两集。上集即已经播映的“渔乡儿女斗争史”，讲述的是一个叫作南湾的南海渔乡人民长年受渔霸、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剥削、压迫和残杀之后，逐渐觉醒，走上翻身求解放的故事，主角阿彩和金喜的情感故事、郑家与廖家的悲惨生活、以及中共党员张伯的地下斗争，融契在宏大的历史图景与独特的南国情调之中。按照蔡楚生的设想，该片的下集要进一步描写阿彩、金喜、金水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完成革命斗争。上集影片最后，同时预告了下集为“天涯海角恩仇记”。然而，1964年初，蔡楚生准备完成下集摄制之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南海潮》下集的最终创作随之取消。现在，我们所说的《南海潮》，通常指涉的是上集“渔乡儿女斗争史”。
时光回到1958年，蔡楚生决定拍摄《南海潮》（严格意义上讲，他是重拍这部电影）。其初心，是为了一段“乡愁”，因为他的一个祈愿就是拍一部反映广东民情民风的电影。蔡楚生一生创作了 23 部作品 （其中，编导影片13部, 执导影片1部, 电影剧本8部, 话剧1部），没有一部像晚年的《南海潮》这样拍摄时间4年，酝酿时间更是长达25年之久！
从最初起念的1938年到正式公映的1963年，从战争年代到红色年代，这位广东籍导演和他的《南海潮》究竟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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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楚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兼及导演、编剧、制片人等角色，样样做得风生水起。说到底，他是一名“广东仔”。他祖籍广东潮阳，出生于上海，青少年阶段又在广东潮阳、汕头生活。直到21岁，为了电影梦，他又去了上海发展。
1933年，蔡楚生自编自导的电影《渔光曲》连映84天，创造了当时的连映记录，从此电影生涯一路星光。就在次年，《渔光曲》走出国门，获得莫斯科电影节“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那一年，蔡楚生年仅29岁。此后，蔡楚生的创作力获得了无限释放，整个上世纪30至40年代，《新女性》《迷途的羔羊》《一江春水向东流》……，一部又一部精品诞生在观众眼前。
名满上海的蔡楚生，没有忘记他的出身地——广东。
1937年，经过酝酿，一个关于南海渔民的故事，渐渐在蔡楚生脑中落地生根，影片名暂定为“南海风云”。但是，时运不济。他想回广东沿海考察民情，积累创作素材，却正值中国的抗战时期，所有的中国大城市都岌岌可危，珠三角地区的香港、广州也不能幸免。从1937年8月31日，广州首次遭日机轰炸，至1938年8月26日，一年的时间里，日机在广州共投射炸弹1180枚。
多数人出离广州，蔡楚生则是进入广州。他逆着人流的方向，来到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1937年底，蔡楚生到了香港，访问当地的渔民，深入他们的生活，并找人拍摄《南海风云》。其后，他又坐轮船到达广州，珠江上风平浪静，同船的有茅盾夫妇。他在广州度过了一个月的时光，见了一些朋友，又回了一趟汕头老家，但始终都逃离不了战火的侵扰。根据蔡楚生的记述，1938年1月8日，他在广州参加一个广东省政府召集的宴会，不少作家朋友都在场。不料，吃饭的时候，日本敌机袭来了。蔡楚生日记写道：“席间下级人员来报敌机十三架前来轰炸，诸人皆谈笑自若，不以为意”(《蔡楚生文集》第四卷，第269页）。
在上海取得的成就，使蔡楚生走到哪里都是名人。所以，一到广州，很多人邀请他出席各种活动。1月4日，他抵达广州的当晚，就发表了一段简短演讲，是在南北各处文化人联合聚餐会上；当晚，他还约了5个朋友，在一家小酒馆里喝到凌晨1点之后，忘记了早晚。1月7日，他又和作家夏衍到一所中学开讲座，主题是讲戏剧，夏衍只讲了十分钟，蔡楚生讲了整整一个小时。
1938年的广州，是战乱之地。可是，蔡楚生穿梭在危险的城市，他逢人就聊《南海风云》，聊中国电影。他在日记中写道：
一月五日
入夜，请郭沫若书“南海风云”四字，以备他日之用。
一月六日
夜往访茅盾夫妇于爱群酒店，并请其书“南海风云”四字。
（《蔡楚生文集》第三卷，第7页）
1938年的大部分时间，蔡楚生都沉浸在这个“南海”故事里，心情也随着故事而喜悦、悲伤。这到了什么地步呢？有人邀请蔡楚生出去玩，但他婉言谢绝了，理由是：我要写作。他说：“我表示在完成《南海风云》前，实在不能参加任何活动。众颇失望，我也无可奈何”（《蔡楚生文集》第三卷，第26页）。
1938年初，蔡楚生小住广州一个月。2月，蔡楚生从广州去了香港，不久却听说了广州被日军大轰炸的消息，那一天是5月29日，他写道：“报载昨日敌机在广州狂炸，计死伤千余人，为抗战以来最大之惨剧！"10月21日，广州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日军占领了广州，他写道：“此时我之痛苦莫可名状”“素称所谓广东精神之广州竟以失守闻，宁非荒天下之大唐”（《蔡楚生文集》第三卷，第27、62页）！好一个广州是“广东精神”，蔡楚生身为粤人，深知广州是广府最核心的文化地带，是最珍贵的历史现场。在他眼里，广州已经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文化符号，一种地域文化精神的集中呈现。
蔡楚生到香港是为了避难，结果战争也蔓延到香港，香港局势也不好了。王为一回忆那段香港岁月说：“香港也快沦陷了，敌情紧迫，撤退仓促，蔡老把《南海风云》初稿用油纸包好，装入铁皮箱，埋在地底下，自己几乎空手离开了香港，拖着病弱的身躯，随流亡的人群……”（《蔡楚生同志和他的〈南海潮〉》，《电影艺术》，1979年第1期）。香港沦陷了，《南海风云》的拍摄工作只能搁置。
这一搁置，就是20多年。等到《南海风云》重见天日之时，已经改名为《南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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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潮》是蔡楚生的转型之作。1949年之前的蔡楚生，以家庭伦理美学见长，1949年之后，他的美学趣味转向了对革命斗争的表现。
但颇有意思的是，时过境迁之后，现在我们再去观赏这部影片，在革命斗争叙事之外，最吸引人的却是蕴含其中的浓郁的地域风情与岭南意象。影片徐徐打开之后，首先映现在眼前的是一幅美丽多姿的南海渔乡风景与风俗图卷，海浪、椰树、舟船、渔民……一帧帧图像所凝聚的景致与奠定的基调，无不是在清晰地告诉你，这部电影即将讲述的，是一个在南海之滨发生的故事。序幕之后，呈现在荧幕上的是独具特色的骑楼。镜头缓缓转移，“南湾人民公社”的招牌挂在一座装点着岭南灰塑的房屋上，房间里的装饰与摆设亦是岭南特色。随着故事的推进，更多的岭南景象、风俗、人情与生活方式纷至沓来，让观者领略到岭南文化的别具一格。
颇值得称赞的是《南海潮》的配乐。电影作曲为著名音乐人陆仲任与黄锦培，前者曾任广州乐团团长、广州音乐专科学校（星海音乐学院前身）副校长，后者曾任星海音乐学院国乐系主任，两人都对广东音乐有颇高造诣，化用了广东音乐的旋律，为《南海潮》的“音景”设置增色不少，大大强化了这部电影岭南风格的辨识度。在《南海潮》开端，就巧妙借用了《赛龙夺锦》的音乐素材，使观者很快地在欢快悠扬的音乐氛围中，进入了故事的节奏。
《南海潮》是一部岭南特色的电影，拍摄的不止是岭南之事，让人亲切感受到的更是岭南之韵、岭南之情、岭南之俗与岭南之魅。“岭南”二字，在蔡楚生的《南海潮》中，已经不止是一种表现对象，也是一种人文情绪与文化立场。而这一切，都源于导演蔡楚生深切的岭南情怀与明确的岭南意识。倘若将《南海潮》的岭南风格与岭南意识放在岭南电影史中来观察，就更能发现这部影片的独特价值。
中国内地50年代至70年代的电影，审美趣味在政治一元话语主导下呈现出同质性的倾向。岭南地域的电影，总的来说，虽然难以脱离这种文化生态，但仍能流露出地域风情与地域意识，观者仍能感触到绵密且又生动的“粤味”。比如《羊城暗哨》《七十二家房客》等电影，都能从中读解出鲜明的地域文化风格。
进入80年代之后，内地以广州为题材的电影逐渐走出政治的局囿，生活场景与地方民俗的特色更为凸显。比如，《刑场上的婚礼》（1980）中，假夫妻周文雍、陈铁军第一次接头就在广州酒家，点了招牌的岭南椰子盅、红棉加积鸭、牡丹鸳鸯鸽等菜；《三家巷》（1980）作为小说，本就以书写广州饮茶文化和广州老城世俗民情而享有盛誉，改编的电影更是延续了这一风格；《雅马哈鱼档》（1984）中，迪斯科舞、音乐茶座、成珠茶楼、大三元酒家，以及大量的商品意象和消费场所呈现出一个生猛鲜活又富有岭南风味的感官世界，使《雅马哈鱼档》获得“当代清明上河图”的美誉。
一个地域有自己的政治史、社会史，也有自己的生活史与风情史，更有一部自己的电影史。影像中的广东，多面、鲜活而情韵盎然。在蔡楚生的《南海潮》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知到广东的多维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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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南海潮》一上映，全国观众看到了南海风光，看到了那里的人们海洋一般的性格和海洋一般的情感。
站在蔡楚生的角度上，《南海潮》同样很重要。这是因为，1949年到1958年，蔡楚生没有一部作品诞生。缘于解放前早早就确立起在电影界的重要地位，从1949年起，他就留在北京，参与了大量社会与政治事务：文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影协常委、加入中国共产党……但10年不拍电影，没有新作品问世，这对一个有追求的电影人来说，内心充满不安。这也从一个方面促动他不遗余力拍好《南海潮》这部电影。
1958年，在北京担任国家电影局副局长的蔡楚生，知道了一个消息：珠江电影制片厂要在广州创办。于是，他下了一个重大决定，买一张机票，请一个长假，带着未完成的“南海风云”剧本，去广州，去圆梦。就这样，蔡楚生与珠影，与之前魂牵梦绕的那个故事，相遇在广州。
《南海潮》之前，蔡楚生从未在家乡广东拍过电影。虽然一生跑过很多地方，上海、北京、香港、重庆……在上海，他还拍出了一些奠定了他的电影界地位的顶级影片。但是，只有在广东，他才有熟悉的文化感觉；只有在广东，他才算回家，他熟悉这片土地的乡亲和蓝天的颜色，熟悉这里的人山人海，和人们说话的口音。他说：“红日点点，鸟语花香，南国究竟是南国，对此精神为之一爽”（《蔡楚生文集》日记书信卷，第351页）。因此，能去广州，去新开张的珠影拍一部电影，蔡楚生一百个愿意、一百种期待。
此后，他多次往返于京穗：
1958年12月7日，赴广州创作
1959年9月21日，由广州动程返京
1960年11月28日，动程去广州
1961年6月2日，由穗返京
1961年8月3日，抵广州住入珠影厂
1962年8月24日，由广州返京
……
（行迹根据《蔡楚生文集》整理）
在北京，蔡楚生工作繁忙，难以抽出更多时间写作《南海潮》。在广州，蔡楚生则自由多了，他可以像雕刻一件工艺品一样，细细地琢磨电影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段音乐，每一句话，每一个演员的每一个表情。1959年，他这样写剧本：
二月十七日 冷、雨
琢磨了一天，写出了《南海潮》的一个插曲……
二月十九日 雨
又奋战了一天，才把《南海潮》的第一场戏写完并校好，共46个镜头……
二月十八日
奋战了一天，续写好开场唱歌、讲故事前的分镜头……
二月二十七日 雨
苦思苦斗了一天，终于把金喜救党员后的戏改过来。
二月二十八日
于是经过了整天的苦思苦想，我终于延迟了子端的被杀，并写成了一场——其实只有一个镜头的“妙极”了的戏。至此，我就高兴得像孩子一样。
三月四日
苦思了一个上午，终于把金喜的那个班长和后面逼他杀共产党员的排长统一成一个人。
三月五日
苦思了半天，写成了“凤凰山之战”一场戏的草稿。
（《蔡楚生文集》第四卷，第136-141页）
蔡楚生不喜欢逛街，不爱去广州市中心商业区凑热闹，对电影工作可谓“用情专一”。珠影的厂址位于珠江南岸，当时是偏僻空旷的郊区，蔡楚生每天就呆在厂子里创作剧本。王为一在回忆拍摄《南海潮》时说：“他（蔡楚生）的工作态度是十分认真而细致的,真做到了一丝不苟”（《蔡楚生同志和他的〈南海潮〉》）。
有几位艺术家能像蔡楚生这样，“无可救药”地把自己献给了艺术呢？又有多少艺术家能像蔡楚生那样用情地拍摄广东故事呢？《南海潮》这部电影也许不是蔡楚生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但一定是他最掏心掏肺的一部。
在广东，蔡楚生圆了一个25年的梦，找回丢失多年的艺术的感觉，焕发出艺术人生最后的光芒；也正是在广东，一部当代电影史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就此诞生。最终，我们通过《南海潮》，重新发现了一个别样的广东——纵然过去了许多年，相遇之后，依然怦然心动。
也许，这就是地域文化的魅力所在。（韩帮文 陈志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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