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记姜德明先生与鲁迅研究

    姜德明先生是一位资深的记者，曾任《人民日报》副刊编辑、《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是一位出色的散文作家。本人因从事博物馆工作，专业是研究鲁迅，所以从上世纪50年代起的三四十年的工作期间，和先生常有联系，交流鲁迅研究工作的信息。以后由于工作的变动，联系虽然少了，但也偶尔打电话问候。2019年10月间，在一次电话中，先生告诉我，他今年90岁生日时，文联特来人为他祝贺；《芳草地》出了专刊为他祝寿，他感到知足了。不久我就接到先生给我寄来的2019年第3期的一册精美的《芳草地》。书的开首就有韩羽先生的题词：“往事难忘祝福老哥德明先生九十大寿”，然后是韩羽先生写的《记德明先生二三事》和萧跃华先生写的《大地风流姜德明》。萧跃华先生的文章一下就吸引了我，全文仅有三千余字，以极其朴实的语言和事例，深刻地展示了德明先生非凡的文采、文风、文品及文德，令人敬佩之极。文中重点介绍了两篇姜先生的早期作品。一篇是1963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的姜先生采写的反映北京市民饮水历史的长篇通讯，配有苗地先生的插图。这篇文章刊出的第二天（即9月22日）晨，就有叶圣陶先生的来信：“昨日读大作《清泉流向千万家》欣快之至，钦佩之至，写报导文章，走此途殊为正道，设计好，语言不采学生腔，使读者感觉有余味，望足下庚读为之，我以读者身份引领而俟。”继而萧先生又以简练的手法，例举姜先生深入基层，写下了反映各行各业普通老百姓生活工作的优美的散文，认为“确实不辜负老一辈的期评”。

    另一篇是1983年在《散文》月刊上发表的，写采购员生活的作品。发表后，很快就接到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先生的来信：“昨读大作《多好的早晨》深为感动。这是一篇很讨人爱的散文，朴实无华，而又有那么高尚的情操，有些作家的散文过于忧伤，有些又过于华丽，多数篇章没有能够传达一种新时代的气息——而你这篇则给人很多的东西，谢谢你。”黄裳先生亦来信说：“那篇《多好的早晨》写得好，我觉得有兴趣。”萧先生还写道：“姜先生细致入微的观察、悲天悯人的情怀、‘下里巴人’的文风，是宏大叙事的所谓‘散文家’们无法比拟的，难怪巴金、萧乾、张中行、孙犁、华君武等文坛前辈这么喜欢他的散文”。

    萧跃华先生为什么如此深刻而精确的了解德明先生呢？原来跃华先生著有《旧锻坊题题题（姜德明卷）》。此书系萧先生历数年时间辛苦辑得德明先生著作及编辑图书共七十余部，还逐一请姜先生签名题跋“说陈年旧事、匆匆背影”，萧先生配以介绍并抒发自己感慨，以书里书外轶闻趣事，写成书香盎然之短文，功夫之深无人可比。

    拜读了萧先生这篇文章，不只使我感动，也给了我许多的启发，使我联想起与德明先生四十余年交往的受益与感受。

    先生最使我敬佩的是，他热爱鲁迅之深和他对鲁迅著作学习之透是很多从事鲁迅工作的人们不可比的。姜先生写的关于现代文学的几部书，如：《书叶集》《书边草》《书梦录》《书味集》以及《相思一片》《梦书怀人录》等，其中都有关于鲁迅的文章的解读，特别是《书叶集》整本写的都是关于鲁迅的事迹、鲁迅著作和与鲁迅有关的人与事。先生写作的特点与众不同，他从不讲或少讲别人讲过的话，而是从鲁迅著作或回忆鲁迅文章中的细微之处，发现闪光的细节并以散文的笔法，展示出来。因而读先生的文章，你会有新奇和豁然开朗的感觉，仅举《书叶集》中的几篇：

    如《闪光的铜板》一文，先生从1935年5月9日《鲁迅日记》上记有“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用。”又从鲁迅在上海若干年中每年均有购茶十斤、二十斤甚至三十斤的记载，耐人寻味。先生发现内山完造写《活中国的姿态》一书中，有《便茶》一文，该文中写到，“在我所设置的便茶的桶底常常发现一二个铜子，起先还总以为是孩子淘气，误抛进去的，其实是大错了，那原是为不收分文无条件地供给的便茶所拯救了极渴的劳动者们所献，衷心之所献奉也”，“这一个铜子，有时是他们被打被踢，甚至流了鲜血才换得来的……”先生想到“那些饮了便茶而又不愿承受外国人施舍的人力车夫是爱国的”所以投入铜板，但他们“不会知道这茶叶却都是一向关心他们疾苦的鲁迅先生所赠”。

    先生在此文的结尾处深情地写道：“当我再读到《鲁迅日记》里关于买茶叶的记载时，我的脑海便联想到，鲁迅先生每逢得到新茶之后，便欣喜地提着茶叶往内山书店走去，同时也浮现出内山书店门前的那座茶桶和茶桶底下扔着的几个铜板，那闪闪发光的铜板……”

    这是一幅多么使人感动的画面。

    再如《鲁迅与猫头鹰》一文，先生从鲁迅所写的诗歌、所写的文章以及友人们的回忆中说明鲁迅喜欢猫头鹰，并曾有过猫头鹰的绰号。先生特别介绍了鲁迅1909年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教书时手订的一本备用的小本，该书本长11.5厘米，宽16厘米，一般是用来记录一些人的地址和备用的书籍名称的。就在这个小本子封面的右上角，鲁迅手绘了一只猫头鹰作为装饰。这个装饰画虽然用墨不多，却极其巧妙地展现出猫头鹰的稚气与可爱，一反常人对它的恶感。先生极其敏锐地发现了它，并著文向人们展示。此文在刊物上发表后，引起人们的震惊和特别关注，直至今日鲁迅所绘的这幅猫头鹰的装饰画，还经常出现在有关的刊物上，说明人们对它的赞赏。

    这《书叶集》中还有一篇《可怕的母爱》，这个题目的由来，是先生注意到冯雪峰先生在1937年写的《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一文中，说鲁迅还准备写一篇关于母爱的回忆散文，鲁迅的原话是：“这以后我将写母爱了，我以为母爱的伟大真可怕，差不多盲目的……”并说“鲁迅先生在谈话中讲起母性和母爱，实在不止一次”。德明先生在文中写道：“又是多么新鲜的思想啊！我不知道在这样的结论之下，鲁迅将写下什么内容，我相信他一定要讲出别人所未曾想到的一些见解，也会包含许多生动的例证和吸引人的文采。这已经是一个不可补救的损失了。”

    但1952年雪峰先生在出版《回忆鲁迅》一书中，虽然又提到此事，却把“母爱是伟大的，也是可怕的，更是盲目的”给删去了。

    德明先生为了弄清雪峰先生删掉鲁迅原话的缘由，曾于1974年4月20日写信去询问。雪峰先生当时虽然处于重病中，但在三天后就写了一封详细说明的长信，其中写道：“关于鲁迅先生曾经准备写一篇关于母爱的散文，我在这两天中都回忆不起比过去记述过的那几句更多的话来……删去了那几句记述的话，可能因为怕引起误解的缘故（那几句话是原话，但如果不根据当时鲁迅先生的思想感情加以解释，是可能引起误解的）……”雪峰先生的答复是非常重要的，证实了并肯定了一个历史的事实。这一点我们要感谢德明先生的严谨和认真做学问的精神。

    正如德明先生自己在《书味集》的后记中所述：“我觉得有很多我过去不曾发现的珍珠，正散置在寂寞的角落里；又像是在一片沙漠中发现了绿洲，于是我又情不自禁地作了一个拾荒者，并想写一点什么了。”

    正是有像德明先生这样辛勤的“拾荒者”，从寂寞的“荒野”中有所发现，才使我们得以获得这些灿灿发光的“珍珠”。

    更使我敬佩的是先生不只用笔写出优美的散文，向人们宣扬鲁迅的精神，更设法出版鲁迅的原著普及本，让人们读鲁迅的书。特别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日，人们精神食粮匮乏的当口，真是雪中送炭。讲到在那时为出版鲁迅的书，这里边还有一段故事。为了搞清当时的情况，我采访了当年参加过这项工作的南开大学张菊香教授。张先生对那段经历记忆犹新。那是1971年年初，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先生和曹靖华先生还有李何林先生共同商议，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读点鲁迅的书。为此，王冶秋先生曾找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主任王仰晨先生，王仰晨先生研究后同意出鲁迅的书，并请了南开大学的张菊香教授，还有山东大学的韩之友教授。为编选和注释这部《鲁迅杂文书信选》，他们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住就是一二个月，稿子改了又改，就是定不了稿。当时二位教授还蒙在鼓里，他们不知道这后边有“四人帮”的阻挠。后来王冶秋先生等耐不住了，找到时任《人民日报》文化部副刊组组长的德明先生，他们一拍即合，不只很快就将这部书定了稿，还安排出版的日程。也因此王冶秋先生和德明先生成了亲密的挚友。德明先生曾告诉我，这位七十多岁的王冶秋先生，在那一段时间，常常是不约而至，自己不畏辛苦地爬上《人民日报》办公大楼四层，去找德明先生商量出版的事宜，或者是谈些关于冶秋先生与鲁迅的往事。

    在德明先生的安排下，1971年9月首先出版了《鲁迅杂文书信选》，又于1972年4月出版了《鲁迅杂文书信选（续编）》。还安排了另几部鲁迅普及读物的出版。为此，请了鲁迅研究界当时的权威专家唐弢先生为鲁迅的《阿Q正传》和《门外文谈》单行本作注释。这两书注释的详细是前所未有的。对于《门外文谈》唐弢先生在书出版后还做了补充注释。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一天德明先生打电话给我，说那本唐弢先生写的补充说明，因混在出版的书中找不到了，先生极为着急。我当时也帮他找，却没找到。十几年后的一天，我无意中翻阅这些小册子，惊奇地发现唐弢先生修改注释的本子，却在我这里。使我深感愧疚，太对不起先生们了。

    不只上面所说的几部书，德明先生还出版了一册《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年10月）。这是请中日友好协会林林先生翻译的。林林先生除将新发现的几封鲁迅书信收入外，并对书信的译文在文字上做了更仔细的斟酌，使其在文笔上更接近鲁迅原文的风格。

    再有一册就是在文革中新发现的书信，名为《鲁迅书信新集》（1978年4月），书名是请茅盾先生题写的，是由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提供的。

    为出版这些书，德明先生他们漠视“四人帮”的淫威，因而，这六本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无出版单位，无编者姓名，无释者和翻译者姓名，但从出版的水平来论，质量是最高的，每册的出版说明写得翔实而精准。这几部书当时影响特别大，据张菊香先生介绍当时全国29个省市的新闻单位，都进行了翻印。

    先生是值得我们称赞的，他作为一名记者，他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基层，采访各阶层的普通老百姓，写他们的生活，赞他们的趣事。他更广交朋友，可涉及各行各业，特别对与鲁迅有过交往，仍健在的老人，他都千方百计找到他们，不只是采访，还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那种亲情，深深地倾注在他一篇一篇的散文中，如：《郭沫若的原稿》《因茅盾同志逝世而想起的》《奔天桥——随老舍先生采访》《写在绿窗下的日记——同巴金同志见面》《稚意——叶圣陶先生书屋》等等，更访问了诸多的当代知名人士，如：孙犁、邓拓、袁水拍、李季、黄裳、丁聪、卞之琳、何其芳、孟超、陈笑雨、范用、李健吾、杨朔、丰子恺、方成、关山月、黄宗江、苗子、郁风、吕玉堃、李少春、叶恭绰、石挥、梁永、许姬传、吴祖光、艾青、唐瑜、齐如山、唐弢、林辰等等，少说也有近百位，涉足文艺界、出版界、美术界、戏剧界、文物界、电影界。先生真诚地以一颗赤诚的心和这些前辈们或各界的友人们进行深入的采访，并将采访的故事逐个写成充满激情的散文（有些也是以读书杂记的形式出现），正如柯灵先生在《相思一片》的《序言》中所写：“他为知名作家学者写真，既描画他们平易近人的容止，又特别勾勒他们的崚嶒风骨，冰雪精神”。他写下了数百篇讲述前辈和近代文人志士的轶闻逸事，笔端流泻着浓郁的情感。其内容之珍贵，我以为可以补充现代文学史料的不足。

    先生的散文多是写人物，这也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书边草》的后记中先生写道：“在写这些读书札记时，确实并没有想到要为现代文学史做些什么事，但是也有一两点小小的想法，一是注意到鲁迅同时代的‘书人书事’，二是注意到‘五四’以来已经渐渐被人遗忘了的某些作家，特别是那些无名的青年作家，我乐于‘人弃我取’。我想，凡是在新文学的旅程上留下脚印的人，似乎都不应让他们无声无息的湮没，即使是些片断的史料也好，是是非非，后人自会给以公断。”

    先生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正如他在《书边草》的后记中所说：“我一向爱跑旧书摊，以为那是很好的文化休息”，“我简直把这些书摊，当作是一座开架的新文学图书馆，它引我走进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当我仅仅从课堂上知道鲁迅、冰心、巴金的名家以后，我从这里却获得更丰富的知识，以及另外一些引起我兴趣的人名和书名……我只感到新鲜、欣慰和充实”，先生正是这样，无论是假日或是工余时间，先生几乎都沉浸在这逛书摊的乐趣中，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书店、东安市场、海王村、厂庙及各式各样的书摊，收获颇丰，也被公认为藏书家。但先生决非为收藏。他以此丰富他的创作，写一些被人们遗忘的“在新文学旅程上留下脚印”的人的书和事，成果硕硕。

    先生作为一位资深的记者，从事《人民日报》副刊编辑三十余年，不只是圆满地完成了他的本职工作，更创作了散文集《南亚风情》《书叶集》《相思一片》《绿叶集》《雨声集》等42部，编辑了《战鼓集》《长短集》等29部，可谓著作等身。硕果累累，人们称赞他、祝贺他，为他的成就而赞赏不已，衷心祝福他健康长寿，安享晚年。（叶淑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