笺墨记缘

    “书估”“足下”的钱穆 

    “书估”者，售书人也。另有美名曰“书友”。《尧圃藏书题识》中两名并用，但有辨别。得意时呼以美名，爱之也；失意之时，则以恶名称之，贱之也。余对售书人，无尊之之意，亦无恨之之心，故而本篇通用“书估”者也。

    “足下”者，称谓也。“足下”战国时已见，多用于称君主，后来才用于平辈。另有同类称谓“阁下”。古时作为尊称并用，但有区别。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三说：“古人称呼简质，如足下之称，率施于尊贵者。盖不能自达，因其足下执事之人以上达耳。后世遂定以天子称陛下，诸王称殿下，宰相称阁下。今平交相谓亦称阁下，闻人称足下则不喜矣。”本篇“书估”“足下”连用，非称谓也，乃实指“书估”之“足”也。

    兜了半天圈子，绕了一大弯儿，其实，本篇要叙述的是十几年前，我在一个书估的脚下发现了一封钱穆先生写给商务印书馆的钢笔信的故事。

    那天，我正在上班，呼机上显示了一个不熟悉的电话号码。我马上回电，原来是时常卖给我旧书的书估传呼的。我问他又踅摸到什么好东西了。书估告诉我，几天前他们从南城的一个回收站那里收到几公斤某出版社丢出来的书稿，北大的程先生和许川都看过了，他们都给不上价。如果我感兴趣，他和他的合伙人包租了一台小面包车，可到我的单位来接我，到他们的住地去看货。

    那时，我的身体好，有精力，经常下班后到那些书估住地看东西，几天没东西看，心里还挺闹腾的。一听说有好东西自然很兴奋，当即同意下班同往。

    车行进到去往书估住地的窄小石子马路了，开始颠簸起来。坐在凳子上，低首翻弄车厢的书，总往前蹿，我干脆蹲下来翻看。这时，我发现对面打着瞌睡的书估脚下，结结实实踩着一份用曲别针别住的文稿，最上边儿的是个发文单，仔细打量，原来是商务印书馆出来的东西，受文者栏有“钱穆”字样。我试图从书估的脚下抻出这份文稿，但没有成功。

    那一年，我刚刚翻阅过一套叫《百年国士》的书，钱穆列在书中50名国士的第27位，在林语堂后、冯友兰前。那时，我集藏的文人手迹中，书中所列的50名国士中已有大半。缺少的，而且最不容易搞到的就是林语堂、赵元任、梁实秋、钱穆等在海外定居的几位。今天能看到有关钱穆的东西，我怎能罢休。

    看到这里，读者会说，拍拍书估的腿，让他抬脚，取出来看看，不就得了吗。圈儿外的朋友有所不知，这一行素有“卖的没有买的精”的说法，原因是这些流动的书估，大都来自于穷僻的山区，没有上过几天学，都是在做中学。而那些买家往往是做学问的，当然也有特别懂的书商。这些书估进到一批货，往往不急着出手，而是要通知许多买家来看，一圈儿下来，书估对自己的货及价都弄明白了，才开始出手，自然谁出的价高就卖给谁。

    既然东西被书估踩在脚下，说明书估并不清楚此物的价值。但是，你一拍他的腿，要看他脚下踩着的东西，你关注的东西，就被书估发现了，如果恰好这件东西，正是你渴求的，你越想买，书估就越不卖给你，不是干着急吗？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要绷得住劲儿，等到机会再出手。

    我在这方面，是有过教训的。因此，今天看见书估脚下有关钱穆的东西，依然不露声色，继续翻弄那些旧书烂画一类的东西。

    颠簸了几公里后，到了书估的住处。书估和坐在司机旁的另一书估，开始捡拾车厢内的东西，那一沓文稿连同曾被书估踩在脚下的文稿，也被收拾到一个尼龙口袋里。

    到了书估的屋里，他们把那口袋顺手扔到一个破旧的沙发上，袋子里的东西顺势掉下来一些，落在了地上。我一瞥，掉下来的就有一沓文稿。我坐在另一只沙发上，趁着书估拿取书稿的工夫，我探身伸手捡起落在地下的那沓文稿，翻了翻，见被书估踩过的那份里边有一封钱穆的亲笔信和信封，心里有数了，就又把它扔回到原处。

    两个书估提溜过来三四个纸袋子，放在我面前，我一袋子，一袋子的过了一过儿。这批东西整体价值不高，书估开头说的，某某、某某看过却给不上价的话，是虚张声势。我不太喜欢，也就没出价。看到书估很是扫兴，我看机会来了。就说，在车上翻看那些旧书等物，有的还有点儿用，别白跑一趟，买一点儿吧。书估说，车上的那些东西，是星期天在潘家园卖剩下的，你如果要就“一枪打”，便宜卖给你。我问价，书估开了个我意想不到的低价，我又还了个价，皆大欢喜。书估住地离我家很远，不可久留。提溜着那个装有钱穆先生信的尼龙口袋，出门打了个面的往家赶。

    在车上，我找出那份与钱穆有关的文稿。文稿被别在一起共六页。第一页是商务印书馆编审出版部收发文的批审单，因被书估踩在脚下，脚印深深地印在了上边，后来经过装裱师的处理才弄掉。批审单第一栏受文者写：钱穆    香港九龙嘉林边道二十八号B地下。事由栏写：《先秦诸子系年》版权退还作者。发文日期栏写：1955年5月26日。拟办栏后附给钱穆的回信草稿：

    钱穆先生：

    五月四日来信已经收到。大著《先秦诸子系年》由先生在港自印新版发行，我馆可以同意。覆致

    敬礼

    商务印书馆编审出版部 启

    第二页是工具书组就钱穆来信写给社长的报告：

    钱穆（宾四）所作在我馆出版，种数甚多：

    《先秦诸子系年》（原列“大学丛书”）、《国学概论》、《论语要略》。此次来函要求收回第一种版权。

    《先秦诸子系年》一书，过去曾拟重版，但以著者政治面目不明，所以未曾进行。是否可以退还，请批示。

    此致

    史经理转社长工具书组

    1955年5月19日

    时任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史久芸的批示意见：

    《先秦诸子系年》是版税书，我的意见，可以同意钱穆在香港自印新版发行。

    1954年，商务印书馆总管处迁京，实行公司合营。商务印书馆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武剑西任总经理兼总编辑，他的批示是：可予同意。

    钱穆先生的信和信封是附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收发文签收单和登记单后边的，信之原文如下：

    敬启者：

    拙著《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廿年前承贵馆承印出版。惟此书十年以来久经绝版，而鄙人对此稿亦迭有增订。兹拟在香港自印新版发行。特此函闻。敬希惠予同意并赐复为盼。

    专此顺颂

    公祺。

    钱穆  启

    五月四日

    复示请写：香港九龙嘉林边道28号B地下    鄙人收。

    信封为空邮，贴香港一角邮票。收信地址为：上海河南路商务印书馆。此地址为原商馆地址。

    从现在的奥运村（那时还是朝阳区的村庄）到西城区百万庄大街我家，大概行进了一个来小时。到了大院，我在院子里一个乒乓球案子上，把那口袋旧书倒出来，把有用的挑出来，剩下的就都丢在了楼道放杂物的木箱里。

    叙述完买得钱穆先生手札的过程，再来说说，钱穆先生和他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正如商务印书馆编审出版部工具书组就钱穆来信写给社长的报告中所说，“钱穆（宾四）所作在我馆出版，种数甚多”：1925年，《论语要略》（又名《孔子研究》，列入“国学小丛书”）；1930年，《墨子》（列入“万有文库”）和《王守仁》；1931年，《周公》《国学概论》和《惠施公孙龙》；1935年，《先秦诸子系年》；1937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即便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动荡不已的岁月，钱穆与商务印书馆的交往仍未中断。1940年，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国史大纲》（当时被列为部定大学用书）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印行。1945年11月，《政学私言》（列入“人人丛书”）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钱穆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中国学术思想史之分期》《选举与考试》《神会与坛经》《学统与治统》《人治与法治》等文。可以说，钱穆前半生的几乎所有重要著作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1949年之后，由于各种原因，钱穆与20世纪50年代初从上海搬迁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总部断了联系，但与由商务印书馆台湾分馆发展起来的台湾商务印书馆仍维持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在那里出版了一些著作。

    《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可以说是钱穆的成名作，也是他着力最多的著作之一。钱穆一生著述甚丰，但其著作，包括那些最有影响的著作，大多是课堂讲义或演讲稿，如早年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学概论》等，晚年的《中国史学名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和《中国历史研究法》等，都是如此。《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不然。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写作过程，作者为撰写此书下了很大功夫，考证也非常细致。全书包括考辨专文四卷，计160余篇，通表四篇，附表三张。

    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然《六国年表》颇多缺失。钱穆通过研究得而复失的汲冢之《竹书纪年》，厘订其今传世本的错讹，然后以此来订正《史记》中的伪误和注释的抵牾，同时又遍考诸子之书，参证诸子之行谊及六国政事、年代、山川地理等，参伍以变，错综以验，定世排年，疏证细密。

    本书原名《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考辨》四卷与《通表》四篇一一相应，第一卷考订孔子行迹与相关人物，第二卷考墨子、子思、吴起等，并辨老子其人其书，第三卷考晋、楚、魏、齐列国诸子，第四卷考春申、平原二君和荀子，至韩非、吕不韦。作者依次将先秦学术思想发展分为“初萌”“酝酿”“磅礴”“归宿”四期。

    全书自孔子至吕氏，各家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对先秦诸子的生平事迹、学术渊源、各家思想流变辙迹一一加以考定，持论有据，资料翔实。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