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墨关系研究》读后

    《先秦儒墨关系研究》，孔德立著，学习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定价28.00元

    先秦诸子作为中国精神觉醒时期涌现出来的璀璨的思想群星，历代备受研究所关注。其后来影响最大者，当属儒、墨、道、法四家。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上来说，墨与儒、法与道之间的渊源颇深。相比儒道关系研究，道法关系研究，儒墨之间的还有很多值得开掘的地方。学术界虽有儒墨比较的研究，但对于从思想史的历时性研究角度，研究成果尚不多见。但这个思想脉络又是理解儒家与墨家后来不同命运，乃至于理解儒墨思想之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参照，有必要说清楚。近读了孔德立教授的《先秦儒墨关系研究》一书，感觉很多问题得以释然，受益良多。整体来看，我觉得这本书最突出的创见有以下三点。

    第一，这本书从学术史角度勾勒出中国古代儒墨关系史的发展线索，而且提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儒墨关系是一个传统话题，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不过据我所知，此前的研究似乎还没有人用一部专著、一个课题专门就此展开深入的系统性研究。作者善于在细致的史料梳理中发现问题，开出新意，难能可贵。儒墨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激烈的争锋，这是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的事实。问题在于这两个学派如何在对立和争锋中向对方渗透、学习？这个问题前人即使已经意识到了，也始终没有谈透。《研究》这本书第一次把这个事谈透了，许多以前让我们困惑不解的难题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很明确而且很合理的解释，以前说不通的东西通过墨子和孟子、墨子和荀子之间的关系梳理，把它说得很清楚。

    这本书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第四、第六、第七这三章。作者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分析了儒家和墨家的起源，评论了《汉书·艺文志》等传统史料所谓“诸子起于王官说”的合理和不合理之处。作者认为，以前的解释或偏于从历史上寻找诸子起源，或单纯从现实中去寻找诸子起源，实际上这两种做法都将对方视为水火不容的对立方，都有其偏颇之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既要从历史上寻找诸子产生的文化传统、思想基础，也要从现实中考察它当下的合理性。这个结论很有启发，而且是比较中立的认识。

    作者提出，不同学派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经过批驳、批判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较之于此前人们关于儒墨间僵硬对立的刻板印象，这种认识不仅更加深刻，而且更加符合历史的实际。类似的创见，主要体现在作者关于“和”“同”关系的辩驳、神道向人道的演化等观点的论述方面。作者还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专制主义很可能是墨家影响的结果。我们不知道这个观点是否会引起不同的意见，但至少它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国古代政治特质的一种新思路，很有启发意义。

    第二，全书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体现了一定的前沿性特点。在全书的不止一个地方，作者提到了“阐释”这个概念，还有一处提到了“视域融合”的概念。在作者关于儒墨关系的解读中，随时能发现一种阐释的思维在发挥作用。大家都知道，阐释学（或者也叫诠释学、解释学）起源于西方，对于哲学、文学、宗教学、法学等学科都有极大的影响。近年来，许多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构建中国阐释学问题，有的学者开始思考中国历史阐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大家研究的结论是，阐释学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比如说，历史时期许多的思想流派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阐释与被阐释的关系，学术史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就是不同学派之间围绕某些共同话题加以阐释的历史。通过阐释（包括认同、争论、批判），不同学派的视阈形成交融，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想，由此推动学术的深化与前进。一般学术是如此，儒墨之间也是如此。不管是墨子跟孟子，还是墨子学说和荀子学说之间的批判或者渗透，就是一个文本与读者之间的阐释的过程。所谓视域融合，是指作者在读一个文本的过程当中他要进行吸收、否定、批判，经过这样一个批判，作为结果的A已经不是原来的A了，B也不是原来的B了，最后导致新的东西是A中有B，B中有A。这个原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儒家思想，以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它里面深刻地渗透了墨学的内容。作者的研究理路，从总体上来说是符合阐释学原理的。实际上墨子也好、孟子也好、荀子也好，他们相互思想辩论的过程无非是争取一个话语权的过程。阐释就是争夺话语权，亦即使自己的观点取得公众性、获得大众认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不同学派最终走向分离或者趋于融合。“墨子非儒”与“孟荀辟墨”，其实正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非常有意义，非常鲜活的阐释学经典案例。

    这本著作的第三个特点，是它能够比较妥当地处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的辨证关系。近年来，随着大量新出文献的涌现，许多先秦史研究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到新出文献的释读和利用上了。其中有一种极端的做法，就是抱着对传世文献高度怀疑的态度，一味信任出土文献，并以此为前提提出“重写古代史”“重写思想史”等口号。应该说，学术上的勇于创新精神固然可嘉，但因强调出土文献而导致忽略传世文献价值的做法则是不妥的。在如何处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作者的态度是可取的。他强调，要正确理解儒墨关系，除了关注新出土文献外，更重要还是要回到与传世文献之间关系的梳理上。我认为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目前先秦史研究中需要倡导的一种严谨风气。正是因为保持了这样一种理性态度，作者便不至于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畸轻畸重，从而使得全书的结论立足稳妥，足以服人。

    作为学术界首次全面系统研究先秦儒墨关系的著作，本书给学者提供了诸多研究创获的同时，也为该问题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多种思路。比如，孟子辟墨，荀子也辟墨；荀子不但辟墨，荀子也辟孟。那么，荀子辟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否与孟子对墨学的吸收有关？汉代大一统社会建立之后，墨学作为一个学派中绝，但墨家思想还在。这种墨家思想又是如何在社会发挥影响的？诸如这些问题，限于篇幅与作者讨论的重点，该书尚未展开，但作者的问题意识也为后续研究开启了新的思路。（晁天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