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华分韵撮要》到《汉英韵府》

    卫三畏（S. W. Williams，1812—1884）是19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汉学家，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汉语研究是其一。他一生汉语研究的最高成就是在北京期间编写完成的《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出版于1874年）。他此前在汉语研究和工具书编撰方面的工作可以说都是在为这部大字典做准备。《汉英韵府》脱胎于卫三畏编写的另外一部字典——《英华分韵撮要》（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在讨论《汉英韵府》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这部字典。

    《英华分韵撮要》出版于1856年，刚刚印刷完成便发生了中英之间的冲突，冲突造成的火灾使卫三畏寓所中的公私物品损失惨重，《英华分韵撮要》却得以幸存，他六年的辛勤劳作没有白费。1849年，当卫三畏开始动手时，只是想为初学者编一本汉英词汇手册，与几年前出版的英汉词汇手册（《英华韵府历阶》）配合使用。随着工作进展，他逐渐意识到，编写一本完整的字典更有价值。于是他在原先工作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全面增补，同时他找来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汉外字典，希望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当时通行的汉英字典中收字最多的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华英字典》的第一部分以及麦都思（W. H. Medhurst）的《汉英字典》，均在四万字以上。由于有这两部字典的存在，卫三畏觉得没有必要再编写同样部头的大字典，他认识到，作为上述两部字典基础的《康熙字典》收字固然全面，但“44,400字中有15,000左右是异体字和已经废弃的字，而在剩余的30,000字当中，有足足2/3是地名、人名，大都是在阅读中难得一见的字”。（《英华分韵撮要·序》）所以他决定删繁就简，马礼逊字典的第二部分和麦都思的《福建土话字典》收字均在12,000左右，而当时已经出版的其他汉外字典都只选常用字，收字数目在11,000至13,000之间。卫三畏觉得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精简，他最后选定了7,850个汉字，“这样就可以把一本汉语字典的关键部分压缩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使它尽可能既实用又便于随身携带，让使用者在学习常用字时感到方便”。（《英华分韵撮要·序》）这是卫三畏的编写目的之一，也是为什么这部字典的汉语名字突出“撮要”两个字的原因。

    在关系字典质量的字词释义方面，卫三畏不仅力求对常见字的释义更为准确，而且在前人比较忽略的生物、医药、法律、诗歌等词汇方面给予了较多的篇幅。试举一个条目为例：“鲤The carp (Cyprinidoe), the king of fishes, and fabled to change into a dragon; sheung li(双鲤), a letter; kam li（金鲤）, yellow carp, is the most common at Canton; li fa lung（鲤化龙）, the carp has become a dragon, met. rapid promotion in office.”（《英华分韵撮要》第234页）

    1856年当《英华分韵撮要》出版时，卫三畏从原先的美部会印刷工转变成美国驻华使团的参赞兼翻译。1863年美国使团正式进驻北京，卫三畏从此开始了在中国最后一个阶段的生活（1863—1876）。《汉英韵府》正是完成于这一时期。

    新字典的编写是在修改《英华分韵撮要》基础上展开的。第一步是重新安排《撮要》中的汉字，《撮要》是根据一部已有的广东方言字典《方音》的音节来排列汉字的，而新字典则是根据《五方元音》。卫三畏选择这部韵书作为主要参考是因为它记录了17世纪河北的语音系统，与19世纪中叶的北京话大致相同，另外它是按照音节排列汉字，而不是像中国的其他许多韵书那样按照声调排列，如《五车韵府》。早年马礼逊在编写《华英字典》第二部分时由于选用了这部韵书而不得不把原书的排列打乱，给自己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五方元音》用12韵目（天人龙羊牛獒虎驼蛇马豺地）和20字母（梆匏木风斗土鸟雷竹虫石日剪鹊系云金桥火蛙）来拼读汉字，头绪比较简单（《康熙字典》用36字母）。与常见的韵书《广韵》以“东”（tung）开始不同的是，《五方元音》以ien作为第一韵，这样拼读出来的第一个字就是“边”（pien），但在卫三畏的字典中，第一个字是“挨”（ai），“边”在第686页，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汉英韵府》是以拼音的罗马字母顺序来排列，这样排在最前面的3个音节便是ai，ang，cha；按照ABCD……的顺序pien当然要排在后面。在这一点上《汉英韵府》和许多按照罗马字母拼音顺序排列的字典是一样的，但在具体每一个汉字的拼读方式上，不同的字典之间存在差异。比如为了表示汉语中类似英语ai的音节，小德金、马礼逊和卫三畏分别使用ay，ae，ai。我们发现，在《汉英韵府》中，“挨”（ai）的拼法和我们今天使用的标准拼法完全相同，而“边”（pien）则在声母上存在清浊的差异，但已经颇为接近，大同小异了。《汉英韵府》注音以北京官话作为标准，但同时也提供了每个字在广州话、厦门话和上海话中的发音，并且第一次采用了统一的注音方式，具有整合以前多种方言字典的功能。此外，在收字方面，《汉英韵府》也达到了以前几部大字典的规模（共12,527个字），种种迹象表明，《汉英韵府》在原先《撮要》简便实用的基础上走向了全面和综合。

    卫三畏编写这样一部大规模的汉英字典，乃是基于多种考虑。首先，自从马礼逊《华英字典》问世以来，虽然出现了一些综合性和方言性的字典，如麦都思的《福建土话字典》、裨治文（E. C. Bridgman）的《广东方言读本》，但印刷数量都不大，多年之后已经很难得到，而在这多年之中学习汉语的人数则翻了十倍。仍在不断翻印的马礼逊字典，尽管价值不容质疑，但毕竟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作品，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代的需要。

    北京的公使馆刚刚建立，卫三畏不可能心无旁骛地从事编写工作，他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处理公务。另外，由于公使不断走马换将，他不得不经常代理公使的职务，在1869年11月6日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原计划明年在上海继续呆一段时间，专心编我的字典，然而劳罗斯（J. R. Browne）先生突然离任，把公使馆的工作又推给了我。十四年前我从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手中第一次接管这一工作，如今已是第八次了。我不得不返回北京料理那边的事务，做些个人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独自一人，连个抄写员也找不到，只能让几位朋友在工作之余替我做些抄写工作。不过我已不再年轻，只希望还有足够的体力。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六年，精力与耐力都开始走下坡路了。”卫三畏开始编写《汉英韵府》时已经年过半百，而完成时则已是花甲之年。

    卫三畏的榜样是用八年时间（1815—1823）完成《华英字典》的马礼逊。马氏字典是六卷本的巨著，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汉英字典，按照汉字部首排列，三卷；第二部分也是汉英字典，但按照汉字的罗马拼音排列，两卷；第三部分一卷是英汉字典。其中第二部分最为流行，影响也最为深远。这一部分（1819—1820年出版）包括两卷，第一卷按照汉字音节的罗马字母顺序排列，包括12,680个汉字，它们被归在411个音节下面，从A 开始，到Yung结束。至于在每个音节下汉字的排列顺序，马礼逊则基本遵循了笔画多少和部首先后的原则。第二部分第二卷由六章组成。在第一章中马礼逊列出了214个部首并解释了它们的名称和意义。第二章是第一卷中所有12,680个汉字的索引，按照214个部首以及笔画多少（除部首外）顺序排列，每一个字的读音和在第一卷中的页码都被标示出来。第三章是《分类汉字表》，按照每个汉字的笔画数一一排列，其中一部分字不在上述12,680个之内，所以它们的读音和意思只能到《华英字典》第一部分中去寻找。第四章是《辨字表》，目的是帮助读者区分字型相似的汉字，少至两个，多至五个。这个表格是从《康熙字典》中抄录的。第五章也是一个表格，列出了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英文单词以及对应的汉字在第一卷中的位置（通过序列号），如accident一词对应于第9,168个汉字。马礼逊希望这个表格对那些已经有了一些中文基础的学生在说、写汉语时能够起到提示的作用。第六章《同文》列举了同一个汉字的多种不同写法：楷书、行书、草字、隶书、小篆，同样是用表格的形式出现。由此不难看出，这一部分虽然是两卷，但第二卷只起辅助作用，主要内容在第一卷。

    作为精神楷模马礼逊是无法超越的，但他的字典毕竟已是五十年前的成果，虽然它“将作为勤勉和学识的丰碑而永存”（《汉英韵府·序》），但形势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都要求对它的超越。马礼逊之后不断有新的字典问世，但最终都因为进步不明显而无法取代马礼逊字典。卫三畏在《撮要》中已经显露出另辟蹊径的尝试，到《汉英韵府》的出现则标志着历时十一年的创新努力终于大功告成。《汉英韵府》既是卫三畏在原有字典基础上经过大规模修订和扩充的结果，也是借鉴和超越前人的结果。1834年马礼逊去世后，他的儿子马儒翰（J. R. Morrison）将父亲自存的一部《华英字典》送给了卫三畏，或许正是期望他有朝一日能够编写出更好的字典。

    1874年《汉英韵府》一问世，立刻受到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著名汉学家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中文学习指南之一”；廷得尔（E. C. Taintor，时任海关税务司）认为《汉英韵府》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条分缕析、高质量的定义与释义，以及我们认为是彰显字典编写者水平的言简意赅”。他在书评中说：“几乎谁都能用冗长的意译传达出一句中文短语的主旨，而编者却仅用几个英文单词便做出了确切的翻译，这是耐心、细致工作的结果——有时甚至付出了努力也做不到这一点。两种语言、两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是如此不同，以致许多时候几乎无法用同样短小的英文句子来表述某个简洁的中文短语。这一困难更被汉语中常用的精炼的谚语加剧，这些谚语暗指某一历史事件或民间传说，硬译成英语常让人费解。为了展示这种谚语的用法，同时也为了说明新字典定义的恰切，我们选‘骑虎之势’为例，在马礼逊的字典中该短语被如此定义：骑在虎背上的人的状态，跳下来比呆在虎背上更危险；卷入坏事过深，退出便会覆灭（the state of a person who rides on a tiger, it is more dangerous to dismount than to remain on its back; to be so involved in a bad cause that retreat is certain ruin）。卫三畏的定义为：人骑在虎背上时没有退路（as when one rides a tiger, there’s no backing down）马礼逊用了35个英文单词，而卫三畏只用了13个。我们必须承认，准确、到位、简洁是后一种翻译的特点。”

    作为一本集大成之作，卫三畏在《汉英韵府》的“前言”中对汉语的特征做了详细的论述，共分八个部分：（1）《五方元音》中的官话；（2）罗马字母拼写汉语；（3）送气音；（4）声调；（5）古音；（6）方言；（7）214部首；（8）1040字根。这篇长达70页的“前言”代表了卫三畏多年研究汉语的心得，其价值也得到了同行的高度肯定。但汉语这门古老的语言实在太复杂了，卫三畏对汉语的古音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所以“前言”的第五部分他请英国著名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代为撰写，表现了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者态度。艾约瑟对古音素有研究，是最早注意到汉语语音史的西方人（张世禄认为艾约瑟的主要贡献在“证明中国古音里有破裂的浊音声母，还有收尾的辅音”，参见张著《中国音韵学史》），他在这一部分简要介绍了如何利用《康熙字典》《广韵》和古代的诗韵来推定一个汉字的古音。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汉英韵府》后来根据英国外交官汉学家威妥玛（T. F. Wade）的拼音法重新编排后又出过修订版。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的工作最早始于明末来华的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等人。19世纪以来这一事业更是方兴未艾，各类著作上百种，各有各的拼写方法，莫衷一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所著《官话注音读本》中列举了英、法、德、俄几种最有代表性的拼音法，其中英语著作是英美各一部：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1867）和狄考文（C. W. Mateer）的《官话类编》（1892），威妥玛的书先出，他所创立的威妥玛拼写法（Wade System）影响也更大、更流行。1874年卫三畏的《汉英韵府》出版后，就有人批评他没有采用流行的威妥玛拼写法，可见威氏的影响。但这并没有影响卫三畏字典以原先的拼写方式又印刷了数次。直到1909年，随着威妥玛拼写法影响的进一步扩大和市场对卫三畏字典需求的继续增加，一个将两者结合的工作提上了日程。1909年《汉英韵府》修订版问世，与旧版相比内容只字未动，只是将拼音方式改用威氏方案（“前言”中的拼写方式一仍其旧）。比如，在原版本中，妁（choh）、说（shwoh）、朔（shoh）三个字拼法不同，被排列在不同的地方，在修订版中，它们全都被排在shuo这个音节之下。当时卫三畏已经去世多年，修订工作由华北协和书院（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的一个三人委员会来负责，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卫三畏生前将字典的所有权赠送给了华北协和书院。但威妥玛的拼写法也并非无可取代，就在修订小组即将完工的时候，一种新的标准标音方案（The Standard System of Romanization）出台。为了兼顾这个新的方案，修订版中将之放在每列的底部，与放在顶部的威氏拼写法遥相对应。根据新的标准拼写法，妁、说、朔这三个字的注音方式是shwoh。

    美国人出版的最早的汉语教材是1841年裨治文的《广东方言读本》，从那时到1874年《汉英韵府》问世，美国的汉语研究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幼稚到逐渐成熟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涌现了各种各样的字典、词典以及帮助学习汉语方言（如宁波话、汕头话、福州话）的小册子，构成了整个19世纪美国汉学最大的一笔遗产，对此我们今天从语言学、出版史等角度进行研究将大有可为。（顾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