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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昌勇教授，上海戏剧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上海市政协委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文化理论与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研究。曾主持《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遗产与文化产业发展关系研究》《上海文艺创作资源研究》《2009：上海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构建杨浦文化发展大格局》《上海嘉定区新一轮文化发展战略研究》《2010年上海世博会意识调查》《后世博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等课题研究。
陶小军：上海把“国际文化大都市”作为发展目标，你怎么理解？
黄昌勇：用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来定位上海城市文化，这是基于自身的历史资源和发展特点。上海市的总体特征，租界时代影响非常大，形成了中西交流，海纳百川的特点。而上海作为世界城市，在文化建设上与其他世界城市相比可能还有一定差距，但作为文化都市的地位越来越引起世界性的关注，人们不可能忽视太平洋西岸地区这样一个世界级城市的影响力。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曾经引领东亚，其取得的辉煌成就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仍然作为城市遗传因子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城市。自1843年上海开埠到现在，近170多年的历史，相比于西方一些历史悠久的大都市，上海是座年轻的城市，其城市文化发展大致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43—1949年，一个远东大都会在苏州河两岸崛起，而上海的文化空间格局是以租界为中心而形成的，形成了以英租界、法租界、美租界为中心的“3+3”空间格局，并形成了以外滩为中心，沿苏州河向西发展的杨树浦、沪西、闸北等工业区，共同构成了1949年以前上海城市空间整体的布局状况。第二阶段为1949—1979年，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上海的文化空间格局相对处于稳定状态。第三阶段为改革开放至今，上海的城市文化发展进入快速发展期。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尚未摆脱租界时代文化空间的影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上海仍然处于“苏州河时代”，苏州河仍然是上海城市发展的中轴线，虽然从行政区域而言，黄浦江地域早已处于上海的中心，但浦东城市化发展缓慢，上海仍然处于近一个半世纪的“西城东乡”空间格局。直到1992年，上海发展迎来第一次的经济跨越，浦东得到深度开放，“浦江两岸”成为上海新的指代。浦东以其金融、科技等方面的巨大进步和影响力，几乎成为上海的新名词，而在此后近20年间，上海的发展注重金融经济的高度能效，而文化影响力和辐射力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
陶小军：建设文化大都市，上海的基础、底蕴有优势吗？
黄昌勇：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到现在，在文化设施建设上，上海从未停止过脚步，包括东方明珠、上海博物馆、图书馆、上海大剧院、上海科技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东方体育中心、文化广场、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上海自然博物馆、朵云轩艺术中心、虹桥国际舞蹈中心以及“十三五”所规划筹备上海大歌剧院、上海图书馆东馆、上海博物馆东馆等等，但在2003年到2010年之间，基本上没有大型文化设施的建设，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上海世博会的筹备。需要强调的是，上海世博会之后的发展，文化占据了重要地位。世博会是一次重大的文化上的链接，亦代表上海文化建设进入一个自觉的时代，上海文化空间的转移与定位将形成一个随着滨江带的发展、延伸的持续跨越，进入“黄浦江时代”。
自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近40年时间，而上海城市发展的着力点在于“五个中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直到2011年，上海正式提出至2020年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目标。关于将上海将国际文化大都市作为目标，我曾主持过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课题，其中设计了一项非常科学规范的社会学问卷，在上海市民中发放了一千多份，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的城市文化氛围进行比较。其中市民对上海是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态度持非常认同和比较认同的占93%，即93%的市民认为上海已经是国际文化大都市。同时对一百位外籍人士进行抽样调研，外籍人士关于上海是否适合外国人居住、工作和生活的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认可度高达86.7%，即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身份认同感较高。
陶小军：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上海的眼光应该在世界层面。你认为我们有哪些不足，在哪些方面需要努力？
黄昌勇：上海定位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目标，不能只是简单地与其他区域进行一系列指标和数字上的比较，需要对上海文化已经形成的市场空间和消费特征进行充分的估计和其在国际性上的优势给予正确评价，以及对上海文化发展需要的环境、政策进行更为有效的规划。
上海作为世界城市，世界城市的建设需要充分激发文化建设的影响力，上海定位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与上海国际大都市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如今上海的城市文化建设已经取得卓越成就，但对于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以进一步提升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影响力，仍然有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一，筹设更完善的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上海的文化设施不论在质量、数量上已经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不过，与西方的国际文化大都市纽约、伦敦相比较，上海文化设施的人均量和现有存量是相对较少的，仍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上海“十三五”规划建设一大批市级和区级的大型文化设施是十分必要的，上海需要进一步推进文化设施硬件、软件建设。当前，上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虽然取得长足发展，但是公共文化建设基本上还是与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例如市一级掌握着主要的公共文化设施以及院团等资源，区级以图书馆、文化馆等资源作为其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第三级是街道或社区，以文化活动中心为主要阵地。这种资源和管理的行政化特征，往往会造成条块分割、资源利用碎片化与无序化，需要进一步合理有效地整合文化资源，以充分满足新的社会发展下大众广泛的文化需求。
第二，集聚更高端的文化人才。上海的文化人才总体而言是缺乏的。与北京比较，北京高等艺术院校体量远超过上海。在文化人才培育上，高校是“蓄水池”，艺术院校作为人才的聚集地，它将源源不断为城市提供新生的艺术人才。上海高等艺术教育的格局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上海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的专业艺术院校有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这与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对于专业艺术教育的需求，并不相称。相比较纽约、伦敦、巴黎等国际文化都市基本拥有数十所高水准的艺术院校，上海至少需要十所以上的艺术类院校。惟有建设众多的人才“蓄水池”，才能够形成足够的人才储备以支撑未来巨大的文化消费需求和潜能。
第三，打造更亮丽的文化品牌。与西方大都市相比，上海的文化品牌是稀缺的。就戏剧而言，从中心城区分布情况看，虹口历史上的场馆基本上被拆或另做他用，黄浦区拆除和另做他用与新建、保留使用大约各占50%，虹口区上世纪影剧院集聚的特征已经失去了。静安区则与黄浦区一样保留了大量的剧场以及使用功能，两区联合加上虹口和徐汇边缘地带，已经客观上形成一个剧场群落。而现在基本上形成陆家嘴、外滩、内环线一个圈形群落。上海缺乏一个统一的良好的运行机制，亦需要进一步打造更多的文化品牌，以提高上海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第四，需要更多元的文化空间。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化公约》，强调文化活动、产品及服务的双重性即经济和文化的维度，提供就业和收入、推动创新和可持续经济增长，同时传递身份认同和价值观。2016年1月1日生效的《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首次从全球层面承认文化、创意和文化多样性对解决可持续发展挑战的重要性。上海的文化海纳百川、中西融通，但多样性是不够的。目前，上海具有竞争性的文化门类大都是西方舶来艺术，比如电影、话剧、歌剧、音乐剧、舞蹈、交响乐、西方古典和现代音乐等艺术形式，而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走向式微，其中此类西方艺术形式中部分艺术类型经过近百年的演变，已经能够很好地承载具有民族性的内容，但是民族和地方的文化艺术作为文化遗产，是增强地方感和独特性的重要方面，也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表现，这就可能更容易形成市民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意识，更容易传递国家和民族的价值与理念，更容易增强凝聚的力量。欧洲国家在这方面有着比较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如法国提出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例外”原则，主要就是基于在全球化和自由市场带来外国文化影响的环境下，做出的如何保护和发扬自身民族文化的努力，可见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把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公共文化建设重中之重的内容。民族性和地方性对于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上海既要保护、打造地方性的文化特色、民族文化品牌，还要需要兼容并包更多西方的优秀文化，这是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重要建设路径之一。（陶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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