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闻四方，流声后胤

    梳理中国古代经典的对外传播史和中国在域外的形象发展史，对于我们如何搞好中国文化走出去，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是十分重要的前提。中国目前处于最接近民族全面振兴、实现中国梦目标的关键时刻。非常难能可贵，张西平为总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书系》，同时在思想和学术两个方面，为迎接中国梦的实现和世界主流文明的轮替做出了重要探索和贡献。

    清代张之洞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一句至理名言。我国实施的国家社科基金制度（及各级政府的相关制度），是民族振兴、发展文化学术事业的英明之策。季羡林先生曾指出：“看一个国家强大不强大，有一个重要标志，看它的文化学术；一个国家的文化学术昌盛不昌盛，除了看它自己的文化学术宝库是否充盈，是否瑰丽，还要看它对世界优秀文化了解不了解，研究得怎么样。”

    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除了经济之外，主要表现在思想和文化上。许多人“尊西人若帝天，视西藉若神圣。”（邓实语）于是百事不如人的观念弥漫国中。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种站起来，既包括经济，又包括思想文化，就是要摘掉“一穷二白”的帽子。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进展之后，思想文化建设变得愈加重要。因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以GDP为核心标志，而以文化领先昭告天下。”这种昭告用的是一个个成功的研究项目。其中，当然包括《儒藏》这样的重大文化学术工程，也包括“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这样的涉外文化工程。因为，中国自古不是一个自我的、封闭的国家，有着几千年源远流长、硕果累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的高校教育改革和人文社科研究体制的改革，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国高校办学各有传统，但又有共同之点。如外语类大学，都以语言教学为主，人文社科研究好像与之无缘。这样，就大大地阻碍了外语类大学的纵深发展。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我国外语类大学的龙头老大，她如何改革，有着风向标的意义。

    进入新世纪，改变北外纯粹语言教学的单一模式，从外语教学型大学迈向教学研究型大学，成了校内外一致的呼声。就在此时，张西平教授在校领导支持下，于2007年向教育部成功申报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书系》。正如张西平所说：“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之前中外学术界从未对此进行过系统研究。它突破了以往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研究局限于中国本土的研究方法，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世界主要国家，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那里的传播和影响，以此说明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正如《结项成果摘要》所说：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传播和影响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这是从学术上首次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作大规模的基础文献调查和学术研究，整个项目涉及了40多个国家和27个语种。这样的研究规模、涉及如此多的国家和语种，不仅在国内从未有人做过，在国际汉学范围内也从未有人做过。

    正是这个开创性的重大课题的成功完成，极大地推动了将北外从一所教学型外国语大学向教学研究型外国语大学升级转型。这一转型对于北外今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学校领导心中十分明白。张西平在《导论》后记中的一段话让人难以忘怀：“当合卷掩书、止笔长叹之时，六年前申请课题时的情境还历历在目。郝平校长亲临现场，慷慨陈述。当得知他只是我课题下的一个子课题负责人时，评委们大为动容。在官本位已成大学痼疾的今天，这恐怕是一个奇迹。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之所以在北外渐入学校主流，并最终成为北外‘将中国介绍给世界’这个新战略方向的学术柱石，得益于郝平校长。今天，我这本书也算是给老校长一个郑重的交代吧。”这确实是一个奇迹，这奇迹只能发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

    唐代魏征曾经问：“容体不足观，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称。然而显闻四方，流声后胤者，其唯学乎？”张西平和他的团队给予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他们的治学成果，特别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书系》的成功实施和完成，在填补重大学术空白的同时，还有效地推动了一所著名外国语大学从教学型向教学研究型大学升级转型，从而影响了中国外语类大学的升级转型。可以说，这不论在中国学术史还是中国高校发展史，特别是外国语大学发展史上，其功也，莫大焉。（郁龙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