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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文谈】
钱中文有多本日记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画梦录”。在他的《桐荫梦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中，甚至专有一篇《雾湿梦痕》，写如何梦到自己作为记者采访托尔斯泰的趣事。
他常常将梦境记录下来。他认为这不仅留下了梦痕，而且是历史——历史不就是这么记录下来的吗？
在柳鸣九主编的“当代思想者自述文丛”（河南文艺出版社）中，收录了钱中文的《文学的乡愁》，这是他唯一的一本自传，真诚讲述了他鲜为人知的成长史、风雨兼程的成功史和烛照人生的心灵史，那些“梦断乡关路，犹忆乡情深”的文字，不仅展现了钱中文对学术研究的矢志不渝，对文学艺术和理论探索的热爱，更投射出他对现实和民族发展命运的关注。既是自传，也是那一代文人的思想史和精神史。
中华读书报：您从事文学理论几十年，有没有厌倦过？为什么始终对文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钱中文：从来没有厌倦过。我从少年时期自发地爱上文学，兴趣使然，而兴趣可能就是天赋的组成部分。如果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做出相应的成绩，天赋与浓烈的兴趣是极为重要的，其次还要有本身的努力，好思与专心，最后是机遇。
中华读书报：严家炎、孙绍振等著名评论家或理论家走上文学研究的道路有些相仿，都是自创作始。您也是？
钱中文：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稍大考入了无锡县模范中心实验小学读书，五年级时开始阅读课外读物，如《儿童世界》《小朋友》等，还有《孤儿流浪记》《爱的教育》，接着嗜读武侠小说，约有两年多时间。进入无锡县中学中学后，特别是初二时，开始接受了启蒙教育。国文老师除了讲解课本上的古文外，还顺便讲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的作品，说鲁迅等人的文学作品是“为人生”的文学，是写劳苦大众的文学，是“血和泪”的文学，是当今进步的文学，那些专写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的文学，没有多大价值。这些话我听后大为震动。
老师还把他推崇的作品刻钢版油印发给我们做课外阅读。新文学阅读大大地提升了我的审美情趣，我的阅读取向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我从对武侠小说的迷恋中解脱了出来。我只是一心想写些我自己想些什么，产生了投稿的念头，把两篇速写投给了无锡的《人报》，并且第一次用了笔名，结果都刊了出来，这可坚定了我将来要走写作道路的信心。
中华读书报：感觉您的求学之路特别顺畅，从中国人民大学到莫斯科大学，这自然与您的勤奋和天赋有关，但是否也有其它的因素？还是命运格外眷顾？
钱中文：在朋友们看来，我的求学道路确实顺畅，其实背后也是相当曲折的。1951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俄语系，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人民大学是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大学，对学生首先是抓思想教育，树立为革命事业奋斗的思想，先后经历了各种运动，那时每星期六下午都有“生活检讨会”，检讨一周来的思想活动，批判不时冒出来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要与旧家庭划清界限等等。我则不断检讨将来想当个作家的个人主义愿望，为此翻来复去不知检讨了多少次。两年多来的这种不断自我拷问，使我的写作的灵性之血干涸了，不能写作，将来干什么都行。这样，我心如止水，在失望里感到宁静。
1955年初，系里领导突然把我和另一位同学叫去，原来是告诉我们两人，学校准备选拔我们去苏联留学，专业是俄罗斯文学，暑期毕业后就去北京外语学院留苏预备部报到，并征求我们的意见。去苏联留学，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说真的我从未有过这种奢望，可以搞文学了，这真使我欣喜莫名。后来想想，我是多么幸运，深感这是命运对我格外的眷顾。同年10月就去了莫斯科，分配到莫斯科大学人文科学系研究生院，研读19世纪俄罗斯文学。说实在的，这又是一次命运的眷顾，因为莫大的学习条件太好了。
但是到莫斯科大学后，一个大问题却来了，我的老家三四口人生活怎么办呢？在走投无路之际，我向中学、大学要好的七八个同学求助，他们都已工作，请他们每月向我老家寄些生活费用，幸好他们个个义气，全都答应下来，整整4年呢，真使我感激涕零！这又是命运对我的眷顾吧！1959年回国，从此我便走上了长达40年的还债之路，这里的曲折就不说了。
中华读书报：从大学开始到赴苏联读研，俄罗斯文学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钱中文：在读研时期，我读了大量的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作品，那真是拼命地读，因为在国内只读了一些翻译著作。我的指导老师要我在阅读中，积聚个人的心得与观点，并要广泛地阅读苏联学者的著作，在这一过程中形成自己学位论文的题目。在阅读中，我慢慢理解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那时叫深刻的思想性）和多样的艺术风格。那些描写底层人物的小说特别使我感动。一次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中的一个段落时，我竟是潸然泪下。所以我后来特别钟情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契诃夫等人的作品，阅读它们，很快就能激起我的审美情趣。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转向文艺理论，您觉得难吗？枯燥吗？怎样从中找到研究的乐趣和方向，您有怎样的经验？您是从什么时候明确自己的学术道路和方向的？
钱中文：我进入文学研究所，专业方向是俄罗斯文学，但去文学所后，我们几个一起分配来的留苏生不了解运动情况，领导为了锻炼我们，布置我们把何其芳、蔡仪先生解放前后的著作找来，找出其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挖挖他们的历史老根。这时我才开始读到何其芳的《画梦录》。不过这下可好，我对他们的理论著作大感兴趣，觉得文学理论、美学中的问题太多了，我想与其挂在一两个作家研究上面，研究他们的创作特色，何不转向文艺理论，探讨一些问题，说说自己的话，提出自己的观点呢？这样经过何其芳所长的协调，我从苏联东欧文学组转到了文艺理论组，于是遂有我“白天的写作”与“晚上的写作”，即白天搞大批判写作，晚上写一些普通文艺理论问题的文章，同时恶补中外文学理论，大量阅读欧美小说，扩大了视野。阅读理论著作，特别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晚上，真是兴味盎然。正是在转入理论组后，确定了我的学术方向与道路。
中华读书报：从事文艺研究过程中，哪些人或事对您影响比较大？
钱中文：由于我的文艺理论知识、视野的局限，虽然后来补了西方文论的课，但还是以为俄国批评家、作家的影响较大，如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我对他们的文艺思想都写有专论。后来20世纪俄国著名的思想家、人文科学家、文艺学家巴赫金的著作对我影响甚大。他在人文科学中确立了一种新思维，一种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他把行为哲学、美学研究打通起来，树立了一个有责任的人的形象；从对作家文本独到的分析中，既更新了对长篇小说的理解，提出了长篇小说的新形态复调小说，又在小说研究、超语言哲学的建立中进一步刻画了人的存在及其形式，提出了对话哲学。
巴赫金的著作令人为之神往。1983年我在第一届中美比较文学研讨会上提出的报告中，就专门讨论了巴赫金的复调小说与对话等问题，随后复调、对话思想在文论界风靡一时，并蔓延到社会学界，90年代中期以后，对话已成为一个政治术语。90年代末由我主编出版了中译6卷本《巴赫金全集》，后又出版了7卷集，吸引了很多我国中外文论研究的学者，影响很大，它在不少方面促进了我国文艺学的更新。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当年人文精神大讨论有何意义？二十多年过去，反思当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对学界、文学界的意义何在，有何引起反思之处？人文精神大讨论接近尾声时，您提出“新理性精神”等，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钱中文：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转型形成的商品化大潮中，人的价值以金钱与权力来衡量了，崇尚物质享乐、性感刺激、人欲横流，而唯科学论又带来很多非人性的消极面。这种情况必然通过大众文化进入人们的精神领域，一部分文学艺术陷入了这股浊流，淹没了它赖以生存的人文精神，于是引起了一场相当规模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积极意义，在于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提倡文学坚守人文精神底线。
我对这一问题注视已久，面对当今人的价值烟消云散、道德严重失衡的情况，人文知识分子应当持有一种新的文化、艺术价值观，新的立场。于是，我在1995年刊出了《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一文。新理性精神是对精神普遍下滑的现实生活与文学的回应，它努力从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来审视人的生存意义，力图把被商品经济文化塑造成的生活欲望化、心灵空虚化、人格平庸扁平化的人，通过新的理性精神的批判唤醒过来。
新理性精神的结构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即对人的生存、命运的叩问，对人的、民族的生存意义、价值、精神的高扬与确认，它奉行交往对话精神，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间，促成一种新型的、平等的、又各自独立的人格，并强调感性与文化的协调。此文刊出后，次年6月就被外国学者译成英文刊于美国圣约翰大学的杂志《多元比较文化理论》头条。在国内，我国学者的反应相当热烈的，认为这是新时期文艺学对现实的强烈关怀，是现实的需要，理论发展的必然。也有学者认为，新理性精神推进了中国当代文论的思考和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文艺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是当代文艺学多元发展中最为系统、最有影响力的收获”。
中华读书报：2008年，您的《钱中文文集》出版，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汝信认为，您的“对文学动态把握很好，有广阔的学术眼界、有理论的创造性”，您认同他的概括评价吗？您如何评价自己的理论特点？
钱中文：2005年韩国新星出版社出了我的4卷精装本，首尔出版社出了我的4卷平装本，2008年出了个国内版，开了个小会，当时汝信先生说了上面那段话。我原以为一般领导讲话只是打打官腔，敷衍一下。但他说的几个方面，确是我理论研究的特点，我觉得他是读过我的书的，我当然高兴。
中华读书报：《文学的乡愁》是您的第一本自述史，这部作品是完全真实的吗？是否也有为尊者讳或逝者讳的因素？
钱中文：是我的第一本自传，也可能是最后一本，写它也实属偶然。至于说它的真实性如何，那么印出来的文字自然是真实的。但说实在的，为尊者或逝者讳也是有的，比如涉及有的老学者的学术观点；同时也有为同辈讳的，涉及品德的就不作背后评论了。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评价《钱中文评传》《新理性精神与当代文论建设》（黄山书社）？为什么您有的理论作品能一版再版，有些作品被翻译到国外？作品的生命力来自什么？
钱中文：关于我的评传，大体表达了我的文学理论观点，十分感谢这两位作者。说到最近出版的书《新理性精神与当代文论建设》，我自己以为，这是我已出版的几种单本文集中编得最为满意的一本。有的著作一版再版，就本身来说，大体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和系统性，只说自己的话，有理论力度，原创性构成了作品的生命力。80年代越南学者较多地翻译了我的一些文章；90年代初，我国学者蒋孔阳、徐中玉等先生，曾建议我将《文学发展论》译成英语，输送国外，但我个人哪能完成这种工程？90年代后期，美国、澳大利亚一些杂志也曾刊有我的一些文章。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网络平台？您如何看待网络对自己的影响？您每天花在网络和微信、微博等方面的时间多吗？
钱中文：我用电脑已是1994年初的事了，主要是为了打字、发电子邮件和偶尔看看军事信息。
但是从那时到现在，出现了网络文学、多媒体文学。开头我并不阅读网络文学，后来电脑、手机不断塞来这类小说，禁不住它们的诱惑，就开始阅读了一些，觉得这种文学比过去的大众文学更大众化了，审美意识不断激变，审美情趣无限扩大，谁都是作家，不受任何指令影响，只服从自己的心灵意向，自由度极大，不求担当，只求读者的娱乐快意，娱乐成了网络文学最主要的导向，完全打破了传统文学的框架，快餐化是必然的，读后不留印象，是浅层次的阅读。
但是有的网络小说善于抓住生活中的对抗与矛盾，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有武侠小说古风。网络文学成了文学发展论中新形式，也许会出现优秀的作品，也未可知。由于年龄层次区分的实际存在，老一代人已深感落后，对它们写作的语言也感到隔阂。如何引导它的健康发展，确实需要认真对待的。当今手机、电脑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朋友，联络与了解外面世界全靠它们。它们的功能极多，我只开发打字、微信、邮件来往、购物、音乐等项目，其他的全无兴趣，参与进去，完全是浪费时间，收益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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