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致宋桂煌信札小识

    2018年9月12日，《中华读书报》“出版史”版面刊出宫立的《施蛰存致宋桂煌函释读》。漫读全文，笔者倍感亲切。宋桂煌是我的老乡，江苏南通如皋人，翻译家，译著等身。

    无论是文学史，还是家乡史，我都很有兴趣。2015年后，笔者数次前往上海山阴路，谒见宋桂煌哲嗣宋亚林老师。宋亚林老师向我追忆过些许施蛰存的旧事。上世纪80年代初，施蛰存与宋桂煌始有通信。施老初次来访，恰巧宋桂煌不在，开门人正是宋亚林。由于互不认识，施老还自我介绍。赵家璧既是宋桂煌的老邻居、老同事，又是施蛰存的同乡。于是，施蛰存每每去赵家作客，也顺道往宋家坐坐。聊天中，他们常常说起同乡友朋。在施老的介绍下，宋桂煌与翻译家朱雯、女作家罗洪（松江籍伉俪）也互有交游（见宋亚林《回忆朱雯先生》）。施蛰存先生精通诗词，宋亚林曾携一位友人，前往施府，上门请益。聊起诗词，施老不止一次赞许过如皋诗人冒效鲁（又名冒孝鲁）。冒先生是钱锺书的亲密诗友，两人可谓“鸟鸣嘤嘤，交颈颉颃”。众所周知，施先生对于钱先生评价褒贬不一。然而，对于钱氏好友——冒效鲁，他印象不错。为此，笔者询问过亚林老师，只有口说，不足为据，是否留有文字资料？他记忆不清，语焉不详。《施蛰存致宋桂煌函释读》所述1981年12月25日函中，就是证据：

    冒辟疆的子孙有冒鹤亭，亦近代词人，久居上海，“文革”前故世，其子孝鲁，现在安徽大学教俄文，旧诗也做得很好。冒氏水绘图遗留文物，都捐献上海博物馆了。

    上述文字，原文未作解读。笔者略知一二，补充如下。施蛰存比冒鹤亭晚一辈，故而对于冒家史料，可能不甚了解。冒辟疆正是明季“复社四公子”中的冒襄。冒鹤亭与冒辟疆同一天生日，自许为“冒辟疆后身”，又请赵之谦治印“东林复社后人”，以至于他人常常认为“冒鹤亭就是冒辟疆的子孙”。其实不然，据如皋《冒氏宗谱》（河西版）、《冒鹤亭先生年谱》记载，冒辟疆为第12世，冒鹤亭为第20世，上溯至8世祖冒承祥才是二人共同的先祖。两人同祖不同支，冒鹤亭只是冒辟疆的族裔。1959年，冒鹤亭就已离世；1961年，后人遵其遗嘱，捐献家藏“水绘图文物”。

    施蛰存关注冒鹤亭、冒效鲁父子，究其缘由与词有关。《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叔子诗稿》等书互有印证。施蛰存、冒效鲁二人，均与钱锺书、夏承焘、郑逸梅、苏渊雷、李宝森、彭鹤濂、陈巨来、黄葆树诸君交游。其中诸位多是诗人、词人。1978年11月19日，郑逸梅去函施蛰存：“日前兼老约叙，知座有我兄及渊雷、孝鲁、鍊霞诸子，惜弟应友人之招，作松江、石湖荡两处之游，致未克相见。”“兼老”即陈兼与（1897—1987），诗人、书法家；“我兄”即收信人施蛰存。应陈兼与之邀，施蛰存、苏渊雷、冒效鲁、周鍊霞诸词人，雅聚一堂，可知施冒二人见过面。两人在诗作方面，亦有互动。施蛰存读过女词人丁怀枫《还轩词存》，大喜过望，誉其为“漱玉后一人”。1980年，丁怀枫辞世，冒效鲁作挽诗两首，诗援施氏赞誉，写道：“豆叶池同柳絮泉，易安而后有还轩。”

    宋桂煌从未填词。施蛰存向他说起冒效鲁，因为宋桂煌也是如皋人。其实宋桂煌与冒家有亲，但是鲜为人知。多年前，笔者曾在家乡走访淮军名将周鼎的孙子周誉老人。周誉夫人宋美进生于如皋西乡，正是宋桂煌先生的侄女。周誉的姑母嫁入冒家，生有冒承宣和冒承宗两兄弟。他俩比冒效鲁还长一辈。宋桂煌去沪后，与乡人联系不多，上录亲属关系，也未全知。宋亚林于晚年也只记起周誉。因此，施蛰存就更加不知了。

    除去1981年12月25日函，《施蛰存致宋桂煌函释读》提及另有两通信函，录于《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其实书中所录，一非全璧，二有讹误。2013年3月29日，两封信同在书网上拍，笔者有幸淘得第一封。日后结识宋亚林，我出示此札。宋老师谈及：昔日邻居是书商，生活很困难，于是将一批宋桂煌旧藏手札送给他。我才放心，所获施信当是真迹。

    第一封信写于1980年12月27日，抄录如下。

    桂煌兄：

    手书敬悉，你也是上大同学，我竟未知道，或者在1947年开同学会时知道，现在又忘却了。大约（书中错为“弥”）你在中学部，不与大学部在一起。不过刘华住的亭子间，却在大学部。我到他屋里去过，这个英俊青年，牺牲得很可惜。

    现在姚天宇（当为“羽”）还在，我把他的地址抄给你，也有人去访问，不过他说话不清楚，写的文仗（当为“章”）也不得用，故人家对他印象似不很好。姓戚的名字我不记得，孔令俊和她常有往来。暑中我和孔夫人谈起过，她说不知其情况，不过可以问曹雪松（虹中学教师，已退休，人还在）（当为“虹口”）。最好你去找曹雪松问问，我也正要打听戚的情况，并且从她那里打听另一女同学刘佩规的情况。

    当时中文系女同学最多，丁玲、张琴秋（故）、斯（书中错为“刘”）仲英、朱蕴辉、刘佩规、江华等等，都不知下落了。老兄近况如何？还在写作否？得暇盼示我数行。

    匆复即颂 谭安

    弟施蛰存顿首

    1981年2月28日，施蛰存又有回函，内容如下。

    桂煌同学：

    2/15惠书早到，稽复为歉。兄提到许多上大同学名字，助我回忆不少，我要找的正是戚蕙侬（当为“农”）。此人不知还在否，你去找一找，如找到，我们约一个时间一起谈谈。

    “庄铭彝”是赵铭彝之误，此人在戏剧界，即住在愚园路，去年我到他家去过。朱义权我当年也熟悉，后来不相见，兄不提起他，我已不复记得。钟伯庸是松江人，早已去世。刘佩规不知是否刘大白之女，作诗词甚好，此人恐亦已故，问戚蕙侬一定知道。

    我想请兄记录一些上大同学名字及略历，或者有用。我近来太忙，身心交疲，今后想摆脱一些事务，免得拼老命。王家贵那里（书中错为“见”）有消息否？念念。

    匆此即请 大安

    弟蛰存顿首

    笔录两札，写作时间早于1981年12月25日。纵看三封复函，施蛰存回信宋桂煌的主线是联络两人在上海大学的同学。1923年9月，施蛰存与诗人戴望舒一起进入上大，就读于中国文学系。施蛰存认为上大“气象虽新，实非学府”。1924年9月，他转入大同大学。（见《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因此，他在上大，前后一年时间。宋桂煌入校时间恰为是年秋天。他手持如皋师范同学吴亚鲁致邓中夏、陈铁庵的推荐信，前往上海，后经上海大学教务处秘书长陈铁庵的安排，进入上海大学附中读书。中学大学连读，宋桂煌多年后才从上大英国文学系毕业。（见《翻译家宋桂煌的人生历程》）一进一出，系院有别，失之交臂，故而施蛰存写道“你在中学部，不与大学部在一起”，“你也是上大同学，我竟未知道”。又因宋桂煌长期在上大学习，于是施蛰存才连书三信，追忆旧谊，咨询同学近况。

    “刘华住的亭子间”应该宋桂煌先提起的。作为一名红色翻译家，宋桂煌在上海大学有两位重要的引路人，都是施蛰存的友人。一位便是刘华，四川宜宾人，“五卅”运动的领袖之一。1923年8月，刘华进入上海大学附中学习。直到最后牺牲，他都在上大学习生活。剧作家阳翰笙追忆，刘华非常谦虚，不肯直接升入大学部，但实际上在大学听课，因而大学部的施蛰存才会与中学部的刘华结识。宋桂煌回忆，1925年，他与刘华成为室友。施蛰存前往刘华住地的时间，当在1923年或1924年，所以未能邂逅宋桂煌。晚年的施先生重新认识上大，1991年，他在《浮生杂咏》第35首中写道：“沧海腾波龙起蛰，成仁取义各千秋”，即与信中“这个英俊青年，牺牲得很可惜”遥相呼应。施蛰存又在诗后加注：上大有两位同学于“五卅”运动中牺牲。一位是宋桂煌帮助他忆起的朱义权，运动中死于南京路；另一位就是“以身殉国的刘华”。

    另一位宋桂煌在上海大学的引路人是侯绍裘烈士（《翻译家宋桂煌的人生历程》误为“侯少裘”）。他是松江人，与施蛰存先生早已熟稔。1921年6月，侯先生接办松江女子中学，学生就有施绛年（施蛰存大妹）、陈慧华（施蛰存妻子）。1923年7月，侯绍裘等人创办“新松江社”，施蛰存加入此社。施先生在《震旦二年》追忆，两人最后一次相遇是1927年初，当时他已经猜到侯先生是共产党员。宋桂煌回忆，侯绍裘率领松江中学师生来沪，并入上大附中，于1925年被聘为附中主任。宋桂煌在侯先生的鼓励下，着手翻译苏俄文学作品。其中《高尔基小说集》一译成名，此书为第一部高尔基专著的中文译本，得到阿英、戈宝权等人的重视。也许由于侯先生入校时，施蛰存已经离开，于是两人信中未曾说起侯绍裘。

    姚天羽也是上海大学的旧人，撰有《培养革命干部的烘炉——上海大学》，文中未曾提及施宋二人。施先生在信末的确录有他的地址与名字：“姚天羽 新闻路653弄15号”，宋桂煌是否前往姚家，不得而知。孔令俊就是茅盾内弟、作家孔另境。茅盾在上大讲授小说研究和希腊神话。施蛰存、戴望舒入校后认识的第一个同级同学就是孔另境，又经常随他去茅盾家中作客。（见施蛰存《怀孔令俊》）诗人、戏剧家、演员曹雪松也是上海大学的学生，在校期间著有诗集《爱的花园》，刘大白、郑振铎作序。施先生记不清的“姓戚的”是谁呢？宋桂煌在第一封信后，用红笔写为“戚惠农”，施蛰存在第二封信中写为“戚蕙侬”，都不准确。不过施先生清楚地记得，她和孔另境、曹雪松交往多些。在校期间，曹雪松与戚蕙农女士，花费三周工夫，编写了一本《三民主义浅说》。此书由和平书局、大东书局出版时，著者署名是“戚蕙农”。施蛰存又赏识刘佩规（宋桂煌于第一封信末写为“刘备规”）的词作，希望通过戚蕙农找到她。他还怀疑刘佩规是刘大白的女儿。1924年3月，诗人刘大白应聘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讲解中国诗史等课。作为学生的施蛰存，对他印象深刻，晚年撰有《忘不掉的刘大白》。不过刘佩规应该不是刘大白的女儿。王志青《刘大白先生遗族近况》（刊于1934年4月《文艺茶话》）介绍刘大白有四个女儿：刘端子、刘星子、刘绿子、刘满子（笔者按：大白先生纪念在日生活，故取此名）。

    上大中文系众多女生中，“丁玲”在信中排在第一位。施蛰存说丁玲在校期间，“落落寡合，不假言笑”。两人的友谊始于1928年，施蛰存、戴望舒等人创办水沫书店（初名一线书店），编印胡也频的《往何处去》。于是，胡也频、丁玲常去书店，拜访施蛰存。沈从文、胡也频、丁玲还前往松江，参加施先生的婚礼。1931年，胡也频遇害，丁玲也不复相见。1979年6月，施先生读报，获悉丁玲在世，写下《怀丁玲诗四首》，希望联系上老同学。直到1980年末，《怀丁玲诗四首》依然无处发表，以至于施蛰存致信宋桂煌，表示不知丁玲的下落。后来诗作见刊，施蛰存、丁玲才恢复了交往。另一位施蛰存记得的女同学是斯仲英。她是西泠印社画家斯道卿的女儿。

    第二封信末的王家贵，与人合著过《上海大学：1922——1927》（1986年出版）。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上海工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平日采访上海大学的师生。施蛰存提起他，应该是希望向他了解往事，抑或提供些往事给他。翻阅《上海大学：1922-1927》全书，未有施蛰存、宋桂煌的名字。幸有施老三信存世，他与宋桂煌的同砚旧情，也可进一步充实了上大的史料。（彭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