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为抗日烈士译著写序

    钱锺书在《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9月第一版）第三页写道：“李高洁君（C.D.Le Grox Clark）英译东坡赋成书，余为弁言”。弁言者，序言也。钱锺书为什么要给李高洁写序言？不妨从源头上说起。

    李高洁，英国人。其英文姓名全称为Cyril Drummond Le Gros Clark, 1894年生人。他对苏东坡很感兴趣，将苏的作品一再进行译注。他的夫人Averil Salmond Le Gros Clark, 1903生人，曾对这些译著配以木刻插画和章尾装饰。1931年，一本名为《苏东坡作品选》（Selections from the Works of Su Tung-p'o）的新著由London: Jonathan Cape推出。时年二十一岁的钱锺书读后，写了一篇英文书评，发表在《清华周刊》三十六卷十一期（1932年1月16日）上。书评对木刻插画和章尾装饰评价很高（The charm of this book is much enhanced by the beautiful woodengravings and tail-pieces of Mrs.Le Gros Clark.），对译文却不乏微词。比如，《放鹤亭记》中颇为关键的一句“秋冬雪月千里一色”，竟然被漏译（has also missed the full import sentence）。又比如，“苏子”被译作“the son of Su”，更是荒唐（inaccurate）。钱锺书的书评没有令李高洁退却，反倒鼓舞了他迎难而上的信心。1935年，李高洁将此书修订再版，改题为《苏东坡赋》（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并请钱锺书作序。

    据学者高山杉考证，李高洁系军人出身，曾就读于伦敦国王学院，1914年加入轻步兵（Light Infantry），后加入印度的浦那骑兵（Poona Horse）。1923年，从印度军队退役，先后到欧洲和美洲游历，最后又回到亚洲，1925年任沙捞越（Sarawak）政府公务员，负责处理中国相关事务，后来一直做到沙捞越的辅政司（Chief Secretary）。

    1925年，李高洁到厦门大学进修汉语，适逢后来成为汉学家的德国人艾锷风亦在此任教德语，俩人遂成莫逆。李高洁1928年结束在厦大的学习返回沙捞越，艾锷风也在同年转任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同时兼授德语，一直教到1934年。

    二战期间，日军侵占沙捞越，李高洁被俘，拘押在古晋（Kuching，沙捞越首府）的战俘营。他临危不惧，依据国际法极力为战俘争取正当的权益，赢得了难友的尊重，日本侵略者因此对他恨之入骨。1945年7月6日，李高洁在北婆罗洲丛林中被日军秘密杀害，当时距离盟军解放北婆罗洲仅差几天。艾锷风闻讯后，极为悲痛，曾撰文进行悼念。

    钱锺书当年之所以会对李高洁的译著进行评论并为之作序，当与在清华任教的艾锷风有关。

    钱锺书在序言中写过这样一段话：There is, therefore, no better proof of Mr. Le Gros Clark’s deep knowled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an his choice of Su’s fu for translation. Throughout the whole translation he shows the scruples of a true scholar and the imaginative sympathy possible only to a genuine lover of Su. His notes and commentaries are particularly valuable, and so much more copious and learned than Lang Yeh’s (郎晔) that even Chinese students will profit by them in reading Su’s prose poems in the original. If the English reader still cannot exchange smiles and salutes with Su across the great gulf of time so familiarly as Chinese does, it is perhaps due to a difficulty inherent in the very nature of translation. It is certainly no fault of Su’s accomplished translator.

    钱锺书这段话写得很真挚，但也很幽默。引者如我，不揣冒昧，阐译若是：

    “李高洁君，英译苏东坡赋，既谨慎又放胆，字里行间，无不闪烁其中国文学造诣之深。注释与解说，尤具特色，足可令南宋时期编有《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的郎晔先生为之汗颜。即便读过东坡原文的中国学子，亦可从这些注释与解说中获益。英语读者，或许难以跨越久远的时空，与中国读者产生共鸣，以至不能对苏公报以敬佩，对苏文予以赞赏。如此结果，只能怪罪于翻译性质的特殊性，而绝非学识渊博的译者的过错。”

    1993年，钱锺书在复陆灝的信中称，李高洁夫妇从文莱“回国述职。特请我们在牛津大饭店晚饭。我们去法国后遂失去联系。想其夫妇皆已去世”。钱锺书和杨绛于1935年赴英国留学，李高洁夫妇回国述职大概是在这一年或1936年。杨绛曾回忆她和钱锺书在英国留学两年后转赴法国巴黎。照此推论，当是1937年之后，钱锺书便和李高洁失去了联系。五十六年之后，钱锺书揣测李高洁“已去世”无疑是情理中事，因为那一年，李高洁虚龄已经一百岁。钱锺书肯定没有读到艾锷风追思李高洁的文章，要是他知道李高洁是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槐聚诗存》中说不定会多出一篇《哭李高洁君》的诗或赋的。世事沧桑，斗转星移。而今现在眼目下，我们只能将钱公八十多年前撰写的Foreword to 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一再吟诵，权当对这位抗日烈士的无限怀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