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之醇亲王奕譞？

    《北洋军阀史话》是台湾学者丁中江（1917—2004）耗费二十年心血的巨构与名作，“其于纷纭复杂之史实，不仅剪裁至当，抑且分析独到，实兼史才史学史识三者而有之，梓行以来，中外赞誉”（沈云龙序）。据称，“世界各国大图书馆中，凡有中文藏书，必有《北洋军阀史话》”。1962年，此书便在台湾《大华晚报》之上连载，到了1965年，方才结集，由春秋杂志社出版，署名为田布衣。1974年，再版重印，始将署名回改为丁中江。其后，较为通行的版本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与台湾时英出版社2000年版，但均已绝版多年了。2012年12月，商务印书馆编辑并发行新版，一方面参照友谊版订正了一些史实错误，以期增强可信性，另一方面依据时英版增补了许多文字内容，尽量保存原著风貌，“洛阳为之纸贵”，故于2013年4月、2017年9月、2019年7月增刷多次。美中不足的是，其在订正史实错误方面，偶有失之于眉睫者，较明显的是第一卷关于醇亲王奕譞的两处记载。

    第一处记载出现在“穷则求变”一节，谓“《马关条约》签署后的六个月，清廷的五个最重要的大臣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军机大臣李鸿章、军机大臣荣禄等会商练建新军工作，而袁世凯也受命负责起草计划和规章”（第41页）。第二处记载出现在“小站练兵”一节，谓“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章、荣禄会商奏请改革军制。……保荐袁世凯督练新军，也是由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章、荣禄联名专折”（第48页）。所揭虽有两处，实则本为一事，即光绪二十一年奕譞等人奏请筹练新军事宜。但据《清史稿》所载，奕譞卒于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丁亥（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111页），换算成西历为1891年1月1日，《翁同龢日记》所载与之相同，并具体到“于丑初三刻逝矣”（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413页），则先于奏请筹练新军事宜四五年，断然不得参预身后之事，故知其误。

    推其致误之由，当是所据史源存有问题。民国元年（1912），袁世凯就职大总统后，其门生沈祖宪与吴闿生为之立传，名为《容庵弟子记》，起于咸丰九年（1859），止于宣统三年（1911），基本上是按年记事。其卷二称，光绪二十一年“十月，醇王、庆王会同军机大臣奏请变通军制，在天津新建陆军，派员督练”（《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621页）。而后之征引者，除了《北洋军阀史话》以外，如宋云彬《中国近代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12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411页）、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页）、张一麐《直皖秘史》（《近代稗海》第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陶菊隐《袁世凯演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页）、宫玉振《直军》（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等等，均未加以复核，直接或间接地征引其说，不知“醇王”奕譞此时已成逝者。

    当然，当时已然有人注意到此“醇王”并非奕譞。徐一士在《一士谭荟》“荣禄与袁世凯”一节征引《容庵弟子记》时谓“醇王载沣时年尚稚，未用事，据言与庆王云云，疑亦有误，容更考之”（太平书局1945年版，第105页），即将“醇王”视作载沣，但又对之存疑，并不确定是否其人。盖有清一代的醇亲王只传了两代，一为奕譞，一为载沣，奕譞卒后，载沣袭爵，到了光绪二十一年，仅十馀岁，尚未从政，不得同王大臣奏事，故徐一士认为“疑亦有误，容更考之”。但张玉田《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2页）、周溯源《北洋军阀鼻祖袁世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张明林《摇晃的晚清》（西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等等，皆坐实为载沣，则不免于传讹。

    倘若会同奕劻诸人奏请改革军制之“醇王”既非载沣，亦非奕譞，似更无其人矣。其实，在袁世凯所编《新建陆军兵略录存》之内录有一份督办军务处王大臣关于“奏为变通兵制，拟在天津新建陆军，并请简员督练，期收实效”原奏，内谓“现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重练兵，而欲迅期兵力之强，尤必更革旧制。……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往朝鲜，颇有声望。……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66页），因知“会商练建新军工作”或者“奏请变通军制”之人乃督办军务处王大臣。

    督办军务处是满清政府应对甲午中日战争的产物。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甲午战争爆发。至十月初，旅顺、大连告急，京师岌岌可危。十月初四日，“庆邸力陈恭亲王宜督办军务”，于是次日“奉旨，恭亲王督办军务，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如有不遵号令者，即以军法从事；庆亲王奕劻著帮办军务，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著会商办理”（《翁同龢日记》，第2746页）。而督办军务处自光绪二十年十月设立，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裁撤，奕䜣、奕劻、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这六名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从未增减或更易过，那么《容庵弟子记》所称“醇王”便显然是“恭王”之讹，乃沈祖宪与吴闿生失记而造成的笔误。

    而且《北洋军阀史话》所齿及的“军机大臣李鸿章”也应该是李鸿藻之误。李鸿藻与翁同龢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六日补授军机大臣（《翁同龢日记》，第2747页），但荣禄则迟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三日才被任命军机之职（《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205页），而长麟却始终未尝入军机处。因此，无论《北洋军阀史话》，还是《容庵弟子记》，在具体表述上也有不甚谨严之弊。

    另外，李云汉说“陶菊隐写了一部介绍北洋军阀的书，标题印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丁中江也有一部《北洋军阀史话》，内容大致相同”（《中国近代史》，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325页）。因陶菊隐之书出版在前（共有八册，1957年3月—1959年12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分次出版；1983年3月，重订再版），坊间窃议《北洋军阀史话》乃剿袭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前述“小站练兵”一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记载其经过为“（袁世凯）先后打通了汉族大臣淮军首领李鸿章、西太后亲信李莲英、满族大学士荣禄、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的门路，得以浙江温处道的头衔留在小站，主持训练‘新建陆军’”（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以之比对《北洋军阀史话》，此处倒看不出剿袭之迹。

    至于有人征引李敖在接受采访时所说“丁中江这个人我太清楚了，他是什么人啊，是个骗子啊，大骗子”（《专访李敖：一生就是个快乐的反叛者》，《外滩画报》2012年5月24日，第40页），认为就是暗指剿袭《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之事，恐非实情。1991年4月4日，即蒋介石逝世十六周年祭日之前一日，李敖写过一篇时论，题为《丁中江捏造名单》，指摘丁中江在《北洋军阀史话》所刊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名录“是有错的，而错中之尤，就是丁中江把‘蒋中正’列入，这绝对是以伪造文书来给蒋介石捧场，事实上，蒋介石根本没念过日本士官学校，根本是伪造学历、冒充的”（《李敖大全集》第24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293页）。职是之故，李敖将丁中江当作“骗子”，即与剿袭《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并无实在关系。